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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價值”在我國的表現形式、危害及祛除

作者:2019-04-02 01:01文章來源:未知

  摘    要: 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 “普世價值”的謬誤清晰顯現, 它割裂了真理與價值的統一性;割裂了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辯證統一的關系;忽視了歷史創造的條件性。在經濟領域, 主張“三化”作為審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標準, 以圖動搖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政治制度領域, 推崇“憲政”作為民主政治的唯一選擇路徑, 質疑人民民主專政;在意識形態領域, 鼓吹啟蒙價值, 消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以圖思想殖民;在話語權解釋領域, 曲解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為“普世價值”, 刻意模糊“普世”和“普遍”的界限。對“普世價值”祛魅, 既要指出它的謬誤及其表現, 還應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思想文化上的指導地位;正確處理兩類矛盾, 增加社會主義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指導思想, 建設合作共贏的新秩序。

  關鍵詞: 普世價值; 謬誤; 祛魅;

  Abstract: From Marxism, the fallacy of "Universal Value" is clearly revealed, which breaks the unity of truth and value. It breaks the relationship of dialectical unity between social existence and social consciousness, ignoring the conditionality of historical creation. In the field of economy, "three modernization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standard to examin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o as to shake the socialist economic foundation. In the field of political system, we advocate "constitutionalism" as the only choice path of democratic politics and question the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it advocates the value of enlightenment, dissolves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and colonizes ideas. In the field of discourse interpretation, the common value of mankind is misinterpreted as "Universal Value",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universal" and "universal" is deliberately blurred. The disenchantment of "Universal Value" should not only point out its fallacies and manifestations, but also adhere to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rxism in ideology and culture.Correctly handle the two kinds of contradictions, increase socialist identity and national cohesion; Guided by the vision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e will build a new order of win-win cooperation.

  Keyword: Universal Value; fallacy; disenchantment;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 在黨和各族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而共同努力奮斗的特殊歷史時期, 更加需要排除錯誤思想的干擾, 彰顯社會主義的魅力, 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凝聚思想共識。“凝聚改革共識, 對于深化改革至關重要。沒有廣泛共識, 改革就難以順利推進, 也難以取得全面成功?,F在, 社會結構深刻變動, 利益格局深刻調整, 思想觀念深刻變化, 統籌兼顧各方面利益任務艱巨。這就需要我們下功夫進一步凝聚改革共識, 做好進一步統一思想的工作, 需要加強對改革正面宣傳和輿論引導, 及時回答干部群眾關心的重大思想認識問題, 為推進改革營造良好社會環境。”[1]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巨大成功和西方發展模式與治理體系的弊端暴露, “普世價值”的理論謬誤和實踐失敗更加清晰地呈現于世人面前。

  一、“普世價值”理論基礎的謬誤和實踐的失敗

  “普世價值”為何物?必須回答它的起源這個關鍵問題。“普世的概念最早是由基督教東、西兩派為爭奪在整個羅馬帝國的影響力而提出和使用的, 他們主張教會是超國家、超民族、超階級的普世實體。”[2]當前, 盡管各方解釋存在差異, 但也形成較為普遍的共識, 西方國家宣揚的“普世價值”就是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等作為人類全部社會歷史的絕對價值引領, 它超越階級、民族、國家的界限,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制度是第三世界國家制度選擇的絕對樣本。不難發現, “普世價值”即使在內容上由宗教倫理轉變為啟蒙價值, 但仍然改變不了為“歐洲中心”作理論辯護的本質。它強調價值的絕對性, 忽視社會發展動態性和制度選擇多樣性。

“普世價值”在我國的表現形式、危害及祛除

  1.“普世價值”自我標榜“真理性”, 把“價值”打上“真理”的烙印, 割裂了真理與價值的統一性

  “普世價值”難以繞開的爭論焦點就在于它能否恰到好處地反映全人類的價值追求和社會的發展趨勢, 即能否做到價值和真理的統一。雖然“普世價值”在自己身上打上“真理”烙印并以“真理性”自居, 但在內容上卻割裂了真理性與價值性的統一。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出發, 真理是事物內部規律的集中反映, 人的主觀能動性必須服從、遵循和符合客觀規律, 具有客觀性和標準化的典型特征。價值是客體對主體的滿足或意義, 偏重于物的效用性, “實際上是表示物為人而存在”[3], 這就決定了價值關系的形成依賴于主體及其需要, 而主體極其需要則具有多元性和特殊性, 這就使得價值相對其客觀性而言往往意味著更多的主觀性和非標準化。“西方宣揚和推行‘普世價值’的一個重要方式, 是將‘價值性知識’包裝為‘真理性知識’, 進而試圖壟斷自由、民主、正義等的解釋權。西方把他們的‘民主國家體系’和‘自由體制’視為全人類的共同追求, 因此其他國家和民族都要向西方看齊。”[4]以弗朗西斯·福山為代表的“普世價值”宣揚者絲毫沒有遮掩這種解釋, 他公開宣稱自由民主制度是是“人類意識形態發展的終點”“人類最后一種統治形式”“人類普遍史”, 認為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方向、發展終點和最后的制度形態是自由民主制度??梢? “普世價值”所倡導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權”和西方民主制度只不過是人為化了的真理, 把價值打上真理的烙印使之具有真理的標準化, 而價值一旦標準化, 就必然要求價值的主體標準化, 那么作為價值承擔者的人就失去了自由和主體性, 成為抽象而非現實的人, 如此一來, 真理和價值就失去了統一的根基。

  2.“普世價值”鼓吹存在超越社會歷史的價值觀念, 割裂了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辯證統一的關系

  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視域里, 人類社會歷史是一部不斷向前發展的歷史, 社會意識是由社會存在決定的, 任何社會意識都不可能超脫于社會歷史并具有絕對的終極意義, 恩格斯在1895年回答法國《費加羅報》記者關于德國社會黨人給自己提出最終目標什么的提問中就明確指出, “我們是不斷發展論者, ……我們不打算把什么最終規律強加給人類。關于未來社會組織方面的詳細情況的預定看法嗎?您在我們這里連它們的影子也找不到。”[5]“普世價值”的魅惑性就在于它把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啟蒙思想嫁接到自己身上, 并自我包裝成啟蒙思想的踐行者和捍衛者, 以人類文明核心價值的描述者自居, 按照自己的需要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制度的選擇給定真理性知識和劃上規范性原則。 (雖然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為核心的啟蒙思想開啟了人類文明的價值追求, 但不可否認事實是, 自由、民主、平等、人權作為價值追求必須要與主體的需要相適應, 換言之, 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開啟人類社會發展的價值追求方向, 然而其實現的形式、內容必須與不同的社會現實和條件相適應, 且必須以具體的社會歷史發展動態為基礎。歷史唯物論已然明證, 所有的社會意識包括價值觀念、哲學和社會制度的設計, 都以所處的時代作為依據并反映時代的要求, 由社會存在決定并反映社會存在。在此邏輯下的“普世價值”實踐就與它所鼓吹的具有終極意義就相悖了, 自由、民主、平等、人權等, 相對于封建專制而言是先進和科學的, 但歸根結底, 所謂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權只不過是資本和資產階級的獨有特權, 是資本剝削合法性和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產物和完美的外衣。列寧精辟地指出:“資產階級民主同中世紀制度比較起來, 在歷史上是一大進步, 但它始終是而且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能不是狹隘的、殘缺不全的、虛偽的、騙人的民主, 對富人是天堂, 對被剝削者、對窮人是陷阱和騙局。”[6]可見, 發端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價值觀念, 只能反映資本的要求和資產階級的利益需要, 它不具備為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方式和制度選擇制定絕對性規范原則的資格。價值觀念只能由多樣性、動態化的社會存在的決定并反映它的要求。

  3.“普世價值”對歷史創造的條件性視而不見, 對歷史的創造和發展強行開出“萬能藥方”

  關于歷史創造的觀點, 歷史唯物主義在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過程已經明確, 人民創造歷史是有條件而且是客觀的, 不能刻意取消或忽視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 “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 但是第一, 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結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 甚至那些縈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 也起著一定的作用, 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7]但是, “普世價值”關于歷史創造的觀點, 卻對不同國家國情的特殊性和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視而不見, 它主要表現為:第一, 認定有超實體的價值存在, 對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社會歷史條件性視而不見, 把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作為制度樣本、發展方向和價值目標, 強行給第三世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和選擇開出“萬能藥方”, 忽視第三世界國家特殊的國情和文化的差異。第二, 認定“普世價值”具有先天優越性, 把“普世價值”看成人類文明的中心。在此理念下, 當它在全球范圍擴張的時候, 通常都會忽視其他文明和傳統, 或者惡意貶低其他文明和傳統并給之貼上野蠻、落后的標簽, 凡是“普世價值”不被接受或遭遇抵抗, 被貼上野蠻、落后標簽的文明便遭到毀滅。

  4.“普世價值”錯誤的理論導致其在實踐上的失敗

  錯誤的理論必然導致實踐的失敗。在“普世價值”邏輯的指導下, 在中世紀, 羅馬天主教皇發動十字軍東征的軍事活動, 戰爭不僅破壞當時的格局, 還引發基督教和穆斯林教之間世仇和對抗的后遺癥。到近代, “西方中心主義”的殖民擴張和侵略又把傷痛與戰爭強加給廣大亞非拉國家, 如今, 傷痛猶在,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頻繁借口維護和推進“人權”和“民主”, 在全球范圍內任意干涉他國內政和發動軍事入侵戰爭, 涉及到我國的包括支持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組成聯合國軍入侵朝鮮、派軍艦入侵臺海, 近年來又多次無事生非指責我國人權問題。引發全球性問題諸如中東亂局、恐怖主義、環境問題、南北差距繼續擴大等困擾著人類的發展。事實勝于雄辯, “普世價值”不僅不能反映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前途和共同利益, 而且還帶給人類巨大災難, 它以普世為名謀私利, 嚴重缺乏正義性和代表性。細究其因在于:第一, 在價值立場上, 它以維護特殊利益集團為根本, 忽視人類共同利益和命運的客觀事實。第二, 在社會發展的思維上, 運用霸權主義排斥合作共贏, 忽視人類對和平與發展的渴望現實。第三, 關于國家現代化實現的方法, 采取滲透顛覆排斥協商共建, 忽視現代化選擇和實現的多樣性。“世界上最早最先進的自由民主制美國, 與其他民主制度相比, 承受著更為嚴重的政治衰敗。”[8]

  二、“普世價值”在我國的主要表現形式以及危害

  由于自我標榜“真理性”和“規范性”, “普世價值”在國內一度被賦予極高的地位, 甚至有觀點宣稱它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創新的標準, “承認某一普世價值就意味著承認它具有相當于‘普遍真理’一樣的效力, 就等于在某個價值問題上得到唯一正確的結論和權威標準, 任何人都應予遵從。”[9]假如僅從表面看, “普世價值”所宣揚的“自由、民主、人權”確實極具誘惑性, 但只要認真審視它在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國際話語權解釋這四個重要領域的表現, “普世價值”在本質上是“西方中心主義”利益訴求的反映。

  1. 在經濟領域, 極力主張“三化”作為審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標準, 以圖動搖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

  以“自由”作為市場機制的價值底色, 以“經濟人假設”作為經濟制度構建的依據, “普世價值”在經濟領域竭力主張完全的市場化、徹底的私有化和絕對的自由化作為審視經濟建設的標準。他們認為, 市場是資源有效配置的唯一手段, 絕對的自由競爭是財富創造和效率提升最有效的辦法, 國家宏觀調控是權力在市場的自我牟利和對經濟運行的隨意干涉, “自由的市場能夠產生自發的秩序, 市場不會強制人, 效率和效益也都極高, 且帶來合作。”[10]“各級政府日益強化的資源配置的權力和對經濟活動的干預, 強化了尋租活動的制度基礎, 使腐敗迅速蔓延和貧富差別日益擴大, 官民矛盾激化, 甚至可能醞釀社會動蕩。”[11]解決上述問題, 他們給出的答案是, “中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應有序地、公平地將龐大的國有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12]假如按照此辦法改革, 公有制的社會主義經濟根基將會被搞垮, 事實證明, 國有資產分散到民眾手中并不可能解決貧富差距的問題, 反而還會引發嚴重的私人壟斷寡頭, 俄羅斯實踐的失敗已然明證。國家宏觀調控的退出不僅無法解決腐敗甚至社會動蕩問題, 反而還會加重社會經濟發展的不穩定性, 拉美國家的先例昭然存在。真正解決貧富差距和腐敗問題的方案, 不是國有資產私有化, 也不是宏觀調控的退出, 而是“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穩健推進。

  2. 在政治制度領域, 盲目推崇“憲政”作為民主政治的唯一選擇路徑, 質疑人民民主專政

  “普世價值”在我國有明確的政治指向, 即論證資本主義制度是否具有永恒性和普世性及中國的民主政治的選擇和發展方向是否要以西方所謂的“自由體制”和“民主國家體系”作為唯一路徑選擇。而所謂的“自由體制”和“民主國家體系”無非就是英國的“自由憲政”和美國的“民主憲政”兩種模式, 當前“憲政”思潮在我國的傳播無非也在論證西方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合理性, 進而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社會主義國家, 迎合資本在全球范圍自由逐利。這種錯誤思潮要旗幟鮮明地反對, 栗戰書同志《在深入學習宣傳和貫徹實施憲法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堅決抵制和反對鼓吹西方‘憲政’概念和模式的錯誤觀點, 增強堅持走我們自己的憲法發展道路的自覺性和堅定性。”[13]

  西方的憲政模式和我國的依憲治國有本質的區別。第一, 歷史邏輯的不同。西方的憲政模式源于資本主義反對封建主義的斗爭奪權, 它論證和確定絕對忠誠于資本最大限度追逐利潤的資本主義國家制度, 從過去到現在都是以保護資本追求剩余價值作為核心;我國依憲治國源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斗爭, 人民和歷史選擇中國共產黨并以憲法確定它執政的合法性, 黨領導人民制定符合人民與黨自身意志的憲法, 本質上始終都是保證人民當家作主。第二, 理論邏輯不同。在資本邏輯下產生的“憲政”, 雖然也強調民主、自由、平等、人權, 但只是掌握著資本的少數人或利益集團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權, 它代表的是資本家和資產階級的意志和利益;中國的依憲治國, 它以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作為基礎, 堅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 體現的是人民意志和黨的主張的高度統一。第三, 實踐的邏輯不同。分權和權力制衡是西方憲政的主要特征, 在此基礎上演繹出“總統制”“兩院制”“三權分立”“多黨制”“新聞自由”“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等制度設計, 但始終無法擺脫“金錢政治”“利益抉擇”“制度內部矛盾無解”的固有難題;中國的依憲治國則以憲法為最高根本大法, 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體系, 使民主的實現不僅有完整的制度程序, 又有多樣化的實踐參與, 既有民主選舉, 也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 既有民主投票, 也有民主協商, 在形式和內容上都確保民主享有的廣泛性和真實性。

  3. 在意識形態領域, 鼓吹啟蒙價值, 消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以圖思想殖民

  蘇聯解體之后, 為配合霸權主義在全世界范圍的確立, “普世價值”的代表人物丹尼爾1貝爾、馬丁·李普塞特、弗朗西斯·福山等, 鼓吹意識形態漸漸走到了消亡的終點, 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制度既是最后也是最高的人類意識形態, 自由、民主、人權等即將成為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觀。在和平與發展 (現今世界, 和平與發展深入人心, 武力侵略千夫所指, 西方世界對外擴張策略更多地從征服戰爭轉為意識形態的控制和思想文化的殖民, 常見的辦法是向外輸出、傳播和推銷“普世價值”, 通過強加價值觀和強行輸出制度進以加緊文化殖民和精神控制的步伐。在我國, “普世價值”在意識形態領域的針對目標就是消解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弱化主流意識形態的地位, 削弱我們的文化自信, 最終攫取話語領導權和意識形態解釋權。這一點, 西方的當政者和戰略家并沒有過多掩飾, 美國前總統尼克松對“普世價值”的作用直言不諱:“意識形態是我國爭奪的資源……如果我們在意識形態斗爭中打了敗仗, 我們所有的武器、條約、貿易、外援和文化關系都將毫無意義。在與蘇聯進行意識形態競爭時, 我們有一副好牌。我們的自由和民主價值觀在世界各地極有魅力。它們的力量在于它們并不規定人應該如何生活, 而只是認為個人與民族應能自由地選擇他們的生活方式。”[14]

  4. 在話語權解釋領域, 企圖曲解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為“普世價值”, 刻意模糊“普世”和“普遍”的界限

  人類社會發展至今, 既面臨共同問題, 也有共同利益, 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人類共同的價值, 習近平主席在出席第70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的重要講話中指出:“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 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 也是聯合國的崇高目標。“普世價值”也承認人類面臨共同的問題和存在共同的利益, 并以此來論證“普世價值”存在的合理性, 他們認為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之下, 人類物質文明高度發展的同時也面臨共同的生存危機, 比如環境問題、恐怖主義、局部地區戰爭等, 需要環保、和平、發展、民主、自由等作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國與國之間關系的價值引領。但假如不注意區別兩者的分歧, 那么在話語權的解釋領域, “共同價值”就會被曲解為“普世價值”。第一, 對人類命運的關注分歧。“普世價值”借著對人類命運關注的名義謀求自己的利益優先, 比如遲遲不肯加入《京都協定書》, 拒絕在哥本哈根召開的世界氣候大會簽字, 近期英法美非法對敘利亞軍事打擊等。“共同價值”則是以實際行動來踐行對人類命運的真切關注, 比如“一帶一路”的構建, 亞投行的設立, 自覺承擔維和任務, 主張以政治而非戰爭方式解決危機。第二, 對實現人類利益方式的分歧。“普世價值”在本質上是“西方中心論”在全球范圍內的推行, 它往往采取獨霸、排外、滲透和顛覆的方式實現利益。“共同價值”則是人類共同利益實現的中國方案, 它實現利益的方式共商、共建、共享, 關切彼此的利益和發展, 以合作達成共贏。第三, 各自發展前途的分歧。“普世價值”憑著話語權解釋的優勢地位, 把“價值性知識”包裝成“真理性知識”, 割裂了價值和真理的統一性, 不僅被廣泛質疑而且在實踐上也陷入死胡同。“共同價值”既反映人類對自身命運發展的關注, 也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 使價值性和真理性得以統一。“共同價值”從2015年9月28日提出至2017年9月11日成為“聯合國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決議, 時隔不到兩年。

  三、祛魅“普世價值”, 根除其魅惑性存在的條件

  “普世價值”的魅惑性就在于, 它的內容隨著西方制度的變遷而發生變化, 并憑借強大的輿論優勢和話語權的強大地位得以賦魅, 使之具有現代化路徑選擇和發展方向的解釋權。而事實上, 現代化路徑選擇和發展方向終須以基本國情為基本依據, 托克維爾早已言明:“美國的聯邦憲法, 好像能工巧匠的一件只能使發明人成名發財, 而落到他人之手就變成一無用處的美麗的藝術品。”[15]祛魅“普世價值”, 除了澄清其謬誤所在, 還要根除它存在的思想基礎、物質根基和話語解釋權的核心價值。

  1. 在思想文化上, 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面對“普世價值”的大規模宣傳、文化滲透和文化商品輸出, 我們應該對其有清醒的認識。在思想建設上, 要始終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 牢牢把握住意識形態的領導權, 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法、立場揭示“普世價值”的虛偽性, 對西方國家所宣揚的“普世價值”模式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 “我們要虛心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但我們不能數典忘祖, 不能照抄照搬別國的發展模式, 也絕不會接受任何外國頤指氣使的說教。”[16]在實踐上, 第一, 主動把握時代發展趨勢, 從現實國情出發, 扎根自身的歷史文化底蘊, 解決好中華文化的“文化自我”這個現實問題, 構建包容、自信的文化體系。第二, 放眼世界, 以開放的胸懷和批判的態度借鑒、吸收世界先進文明成果, 構建能夠展示我們精神、思想和價值追求的話語體系, 講清中國夢與世界的良性互動關系, 闡明中國與世界合作共贏的和平發展理念。第三, 與時俱進, 不斷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成果, 尤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成果, 始終用科學理論指導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 堅持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以物質文明的成就促進精神文明建設, 進而提升全民族對自身文化價值和生命力的肯定和確信。

  2. 正確處理社會矛盾, 增加社會主義認同感和民族凝聚力

  當前“普世價值”之所以有生存的空間, 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部分群眾缺乏批判性思維, 要么以順從之心全盤接受外來文化, 要么以逆反心態全面否定我們的文化成果;二是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的深刻調整, 釋放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引起一些問題, 諸如貧富差距拉大、階層固化、經濟結構失衡、腐敗以及道德滑坡等。這就在某種程度上為“普世價值”的滋生提供了溫床。但無論是文化的還是利益的沖突, 都是非對抗性的, 只要正確處理, 人民內部矛盾就不會變成敵我矛盾。第一, 以最大的誠意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思想一旦離開利益, 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17]政權興亡的關鍵在于執政黨是否始終堅定不移代表群眾的利益, 黨的執政地位是歷史和人民的共同選擇, 黨的全部任務就是實現和維護好人民的根本利益。第二, 大力推進文化建設以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反對和取締具有“奶頭樂”性質的文化活動和產品, 鼓勵支持“正能量”“主旋律”的文化活動開展與文化產品的創造, 形成積極向上的文化氛圍, 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支撐。第三, 堅持“五位一體”的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 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平臺, 夯實“四個自信”的物質基礎, 增強社會主義制度的吸引力。

  3. 以“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為指導, 建設合作共贏的新秩序

  與排外封閉、滲透顛覆、一統獨霸的“普世價值”形成鮮明對比,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精神和實踐更加符合世界命運和發展的客觀需要。第一,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符合世界各國對和平與安全的普遍需要。要和平, 不要戰爭是世界人民樸實的愿望, 與“普世價值”的大國霸權和結成軍事同盟不同,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堅持結伴不結盟, 既不搞軍備競賽也不向外輸出革命, 強調相互尊重主權, 平等協商解決分歧, 統籌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對人類的威脅, 建設持久和平和普遍安全的人類世界。第二,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構建開放包容世界和促進共同繁榮的實踐理念。雖然“普世價值”也把“自由、民主、平等”作為理論的核心, 但是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所闡釋的“共同價值”有著天壤之別。“普世價值”是以霸權主義為基礎的殖民價值觀, 強令他國歸順形成附庸關系是它的實踐形式;“人類命運共同體”所闡釋的“共同價值”是以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反殖民理念, 在實踐中強調以“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謀求本國利益的同時又兼顧他國的利益, 促進共同發展, 尊重他國的現代化路徑選擇、制度選擇和文化多樣性, 形成人類社會的共生關系。第三, “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建設美麗宜居生態環境的科學方法論。建設美麗清潔的世界關系到人類自身的未來, 馬克思主義認為, 人是自然界長期發展的產物, 人類自身的任何變革要取得預期的成果, 都要以尊重自然規律作為前提, 而不是把自然看成是征服的被動對象。美國作為“普世價值”秉承者代表, 一方面高喊“普世價值”, 另一方面又直接退出《巴黎協定》, 拒絕履行解決人類共同問題的責任。與此相反, 在“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指導下的中國, 不僅積極推進《巴黎協定》后續落實, 也承擔本國應有的責任, 堅持走綠色、低碳、循環、可持續的發展。習近平代表中國政府承諾, 中國爭取到2020年實現碳強度降低40%~45%目標, 同時中國還將推動“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盡早投入運營, 支持其他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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