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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探討“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2019-04-02 01:00文章來源:未知

  摘    要: 十九大報告提出“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重要論斷。以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為視角能準確把握美好生活需要的實質內涵。美好生活需要具有生產性維度, 故而堅持生產正義, 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不平衡不充分發展困境。美好生活需要具有人民性維度, 當以社會普遍性優先并在自覺反思中把握真實需要。美好生活需要具有歷史性維度, 引領與超越社會現實的需要, 從而開創出人的全新歷史性存在。因此, 美好生活需要不僅是新時代社會發展的動力, 更為新時代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提供了價值指引。

  關鍵詞: 美好生活需要; 馬克思; 人的本質理論; 價值規范性;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了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重要論斷。學術界對這一重要論斷進行了初步研究, 也取得了一定共識。然而, 對于“美好生活需要”這一重要概念的豐富內涵與創新價值卻鮮有涉及, 這不僅無益于準確把握社會主要矛盾轉變的重要意義, 更不能深刻理解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因此, 本文將以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為依據, 對“美好生活需要”進行深入分析, 從而為社會主要矛盾轉變論斷提供理論支撐, 為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提供思想動力。

  一、人的本質:歷史生成與現實展現

  人的本質 (human essence) 中本質概念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哲學概念。本質 (essence) 作為一個哲學概念表示那些不變的、永恒的、必然的、相對于偶然與現象的存在。在西方哲學傳統中關于人的本質的討論經歷了古希臘羅馬時期的“自然本體論”、中世紀教會哲學關于“上帝本體論”的論證以及近代哲學“我思故我在”的轉變, 然而直到馬克思才真正理解了人的本質性存在。“馬克思在關于‘人的本質’的問題上實現的人學革命, 就是建立在對這種傳統的形而上學及其思維方式的揚棄之上的。”[1]揚棄形而上學并非消滅形而上學, 反對本質主義并非取消本質概念。馬克思超越了內在主體性形而上學的抽象理性人。與此同時, 他還批判了費爾巴哈自然直觀與哲學直觀二元劃分所造成的自然現象之外的柏拉圖式形而上學。

  馬克思批判了一切超越人之外的形而上學追問, 而將對人的本質探尋聚焦于人本身, 聚焦于人的歷史性存在本身。這主要從兩個方面進行:一方面吸收黑格爾將歷史看做觀念自我運動歷史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利用現實的諸個體這一概念對黑格爾現實的觀念[2]進行具有革命性的批判改造。馬克思并不關心人類生物學起源問題, 明確反對“誰生出了第一個人和整個自然界”這樣的問題。“任何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3]23這說明馬克思將人直接界定為歷史的創造者。他認為:“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 是自然界對人來說的生成過程。”[4]現實經驗中以群體狀態從事感性活動的人成為馬克思歷史理論的邏輯起點。“由此可見, 人們之間一開始就有一種物質的聯系。這種聯系是由需要和生產方式決定的, 它和人本身有同樣長久的歷史;這種聯系不斷采取新的形式, 因而就表現為‘歷史’。”[5]533人的思維意識同樣源于人的社會勞動, 亦或者人的意識是勞動的產物, 是人類的歷史產物。人的本質性存在來源于人的歷史, 對人的本質性存在的認識同樣來源于人的歷史, 而不能超越人的歷史。

以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探討“美好生活需要”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區分人的本質性存在與人的本質概念。人的本質性存在就是歷史性存在, 人的本質概念就是這種存在的一種理解與界定。馬克思批判了傳統形而上學建構的人的本質概念, 確立了歷史性形而上學人的本質概念的正當性。他在解決人的本質的現實性問題時, 利用的分析框架是通過兩個線索:其一是本質與現實, 其二是理論與實踐。本質實現到現實中并不是自然形成的過程, 或曰一個外在于人的過程, 而是需要人通過思辨理論把握本質, 最后通過實踐活動把人的本質確證與實現到現實中[6]。

  馬克思之所以能夠有如此創見, 是因為他轉變了以往哲學的提問方式。馬克思在超越形而上學式思維方式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回答了“是”與“行”的問題。同樣, 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革命性意義的地方是轉變“是什么”為“如何可能”。人的本質不再是抽象定義而轉變是如何實現。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 馬克思曾明確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 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人的本質不是抽象思維產物, 相反是通過現實社會生產活動真正表現出來的。同樣, 現實性的社會關系并非作為先驗性存在而界定人的本質, 因為社會關系是產生于滿足需要的社會生產過程。人的社會生產活動實質上要求人的社會自由蘊含于社會生產之中, 并能被人理解為人類歷史中的社會發展規律。正因為人的本質內嵌于人的歷史之中, 只能通過探尋作為歷史性存在的人本身, 從而為歷史性存在的人類活動確立社會規范。

  馬克思語境中的社會自由與社會規律相矛盾問題, 乃至關于人自由自覺活動的類特性與人的需要與社會關系的本質相沖突等問題, 是長期困擾學術界的熱點問題。馬克思正是通過對人的需要所做的精深分析完成了人的本質理論中內在的歷史發展規律性與價值規范性問題。

  二、人的需要:重構人的本質規范性基礎

  我們已然明了馬克思確立人的本質所具有的歷史生成與現實展現雙重維度。然而, 何種社會生產活動具有歷史性以及歷史發展的多元性與相對性問題著實對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提出了挑戰。如果以此就認為馬克思人的本質理論失去了規范性維度, 則是一種嚴重誤讀。馬克思正是利用人的需要回應了諸多理論挑戰, 從而重構了歷史規律性與現實規范性。

  1.人的需要因其能動性與歷史性, 而與人的本質性存在同構。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明確提出:人類歷史以人的存在為首要前提, 人的存在就意味著首先要滿足人的肉體組織存在, 要滿足人的自然需要。然而, 馬克思亦非常明確地提出“邁出由他們的肉體組織所決定的這一步的時候, 人本身就開始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5]519人的社會生產勞動不僅改變了外在自然界而成為滿足需要的對象, 還創造了人本身的存在方式。自然需要已然是以人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社會生產活動, 而不再以外在于人的生物自然屬性混同于其他動物。自然屬性的需要甚至會因社會發展而存在不同歷史表現。社會需要與精神需要亦會隨著社會發展而呈現歷史性。在《工作日》部分, 馬克思也強調:“工人必須有時間滿足精神需要和社會需要, 這些需要的范圍和數量由一般的文化狀況決定。”[7]馬克思甚至認為社會被壓迫階級的社會需要與精神需要會受到當時社會結構影響而表現為虛假需要。因此, 具有歷史規范性的人的需要, 將只能是“人與人相互承認的需要視為人的根本需要, 視為人成為人的過程開啟與展開。”[8]只有在這個意義上, 人的需要才真正與人的歷史性存在同構。人的需要才能夠為人的歷史發展指明方向, 并能夠判斷歷史發展之得失。

  2.新的需要不僅展開為歷史, 同樣確立了人的共同存在性。

  “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種程度上成為人的需要, 就是說, 別人作為人在何種程度上對他來說成為需要, 他作為個人的存在在何種程度上同時又是社會存在物。”[3]296-297因此, 人的需要具有人的共同存在性維度。馬克思正是利用人的需要所具有的特性表述了人的共同存在性如何能夠生成人的歷史, 人的歷史又是如何表現了人的共同存在性。人的共同存在性不僅僅是作為群體的狀態, 動物也存在群居狀態;人的共同存在性也非人的理性, 理性解釋之間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個體差異;而人的共同存在性只能是基于人與人之間的需要所建立的起來的自由自覺相互承認的共同狀態。這正是基于人的需要是不斷生成的, 人的共同存在性才實現于人的歷史。人的共同存在性意義上的需要既是個體人的又高于個體人。這也就意味著無論個體特殊性需要是自然需要、社會需要亦或者精神需要, 當它們與共同存在性需要之間發生沖突時, 都要以共同存在性意義上的需要為優先?;谛枰墓餐嬖谛允侨说谋举|, 任何形式的個體特殊性不能凌駕于共同存在性之上。

  3.激進需要促使社會真正發展。

  人的需要歷史性表現為舊需要滿足與新需要生成的同時性。在經驗現實中, 人的需要還會因為現實社會發展而被再生產出來, 所以社會需要并非都是人的本質需要歷史性的完整體現, 甚至存在虛假的社會需要。一如馬克思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會生產出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 并再生產出符合資本主義的需要結構。只有能夠突破一定社會發展階段的需要結構的激進需要, 才能真正引領社會發展。激進需要既是新需要又是共同存在性需要。激進需要是歷史進程中超越當時社會結構的創新性需要。人在社會具體境遇中進行生產生活, 人的生產生活歷史構成人的本質實現的歷史性存在。然而, 人又不能僅僅局限于社會規定性, 人是具有能動創造性的。這個創造性的來源是人的激進需要。在激進需要的牽引下, 人不斷突破社會規定性而生成人的自由。自由必然性不同于自然必然性也不同于特定時期的歷史必然性, 而是屬于人之為人的自由必然性。人的需要首先要超脫于自然屬性, 不能被自然必然性所束縛。人的需要也要超越于特定社會階段的必然性, 掙脫特定社會發展的必然性, 回復到自由自覺的勞動這一人的根本性需要。

  以人的需要為核心透視人的歷史性本質, 不僅把握住了人的本質性存在, 而且為人的社會發展與價值取向奠定了堅實的規范性基礎。以此為基礎, 馬克思巧妙地解決了哲學史上個體性特殊性與共同體普遍性之間的張力。因此, 以人的本質高度理解人的需要, 抑或者以人的需要重構人的本質, 對于準確理解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內涵無疑助益良多。

  三、美好生活需要的三重維度:新時代社會發展的動力機制與價值向度

  改革開放40年以來, 尤其是十八大以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動力, 又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價值基礎。

  1.堅持美好生活需要生產性維度, 以生產正義繼續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相對于中共八大以來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十九大報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成為社會主要矛盾。”有學者認為, 美好生活需要高于物質文化需要, 將物質文化需要與美好生活需要割裂開來。實際上, 美好生活需要依然包括自然需要, 抑或者最基本的生物需要。在處理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問題時, 馬克思曾指出“象野蠻人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 為了維持和再生產自己的生命, 必須與自然進行斗爭一樣, 文明人也必須這樣做;而且在一切社會形態中, 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式中, 他都必須這樣做。這個自然必然性的王國會隨著人的發展而擴大, 因為需要會擴大;但是滿足這種需要的生產力同時也會擴大。”[9]926 因此, 生產力水平提高并不能消滅人的自然需要與基本需要, 卻是人的社會歷史需要內在組成部分。“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 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展, 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 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 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9]926-927美好生活需要是必然王國與自由王國所構成整體的需要。美好生活不是空中樓閣, 必將建立在現實物質生活需要不斷滿足的基礎之上。

  也有學者認為, 中國社會生產力總體水平提高, 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名列前茅, 因此主張以分配正義推行生產關系領域的改革, 脫離生產力談生產關系。其實, 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并不表現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 相反主要是生產與需要之間的內在張力。社會生產與需要是辯證統一的。“需要, 也就是創造出生產的觀念上的內在動機……生產的對象, 把它作為內心的圖像、作為需要、作為動力和目的提出來。……沒有需要, 就沒有生產。”[10]馬克思一方面用自由自覺的社會生產理解人;另一方面以需要重構人的歷史發展規范性。因此, 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屬于生產內部結構之間張力, 解決途徑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實現生產正義。當然, 人們為了生活, 為了滿足自己的需要產生了社會交往, 社會生產的發展變化, 決定著社會聯系的變化。因此, 為了更好地促進生產力發展, 更好地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 必將對那些阻礙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進行革命性改造。堅持美好生活需要的首要性, 以生產正義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也是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的根本原因。

  2.堅持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性維度, 準確把握個體特殊需要與普遍性社會需要之間辯證關系, 并區分根本需要與虛假需要。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涉及個體特殊性需要與普遍社會性需要之間的張力。如果回到社會發展主體這個問題上, 我們能夠發現馬克思對近代哲學范式的超越主要體現在他“看到了不能僅僅從精神和自然角度來看待‘人’這個所謂的‘主體’, 而應該訴諸‘我們’。”[11]存在論層面的原子化個體是西方近代思維想象的結果。當然, 不能否定個體的創造性, 但這種創造性成為現實就意味著社會結構性的生成。也就是說當這種創造性需要成為現實的時候, 它已經不再具有封閉式獨特性, 而成為社會結構性需要的組成部分。因為個體性需要經過他人的勞動來滿足就說明了個體性需要已經不再僅僅是個體性。因此, 堅持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性, 就是堅持改革為了人民, 改革依靠人民, 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與此同時, 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性也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奠定了堅實基礎。

  同樣不能回避的是, 人的需要是否是人的真正需要, 是不是社會制造出來的虛假需要問題。馬爾庫塞在馬克思的基礎上提出了真實需要與虛假需要的理論。他認為:“我們可以把真實的需要和虛假的需要加以區別。為了特定的社會利益而從外部強加在個人身上的那些需要, 使艱辛、侵略、痛苦和非正義永恒化的需要, 是‘虛假的’需要, 而真實的需要符合這樣的標準:最充分地利用人類現有的物質資源和智力資源, 使個人和所有個人得到最充分的發展。”[12]借助真實需要與虛假需要這對概念, 馬爾庫塞對資本主義社會進行了激烈的批判。在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 資本的力量滲透到人們的生活世界。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沒有變, 世界上最大發展國家國際地位沒有變的情況下, 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同樣存在真實需要與虛假需要問題。而與此同時,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樣存在資本對人們生活世界的侵蝕。只有對社會生產活動的總體性把握, 亦即對美好生活需要的反思與自覺, 自我才能準確把握美好生活需要的真實性與客觀性。

  3.堅持美好生活需要的歷史性維度, 不斷超越現實需要, 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

  歷史不僅僅是發生過了的事情, 更是人民創造活動的現實展現。人類歷史是不斷實現自由的歷史, 也是艱苦奮斗的歷史。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 比過去一切時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 還要大!”資本主義帶來了人類歷史的革命性飛躍。然而, 隨著經濟危機不斷發生、工人運動不斷深入, 社會大多數人的根本需要促使資本主義社會進行自我革命。改革開放40年以來, 中國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 2008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機, 對中國傳統的“出口導向型發展”也提出了挑戰。“經濟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皆是為了更好地解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困境。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引領當代中國社會發展變革, 不斷超越當下的社會結構性需要, 從而更好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 將開創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新途徑, 給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發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新選擇。由此, 我們發現美好生活需要的歷史性是在中國人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中生成的, 既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以人的本質理論考察美好生活需要, 我們能夠發現實現美好生活需要既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根本動力, 又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提供了價值根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是中國人建設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的新路徑, 同時也為人類實現現代化提供了中國方案, 貢獻了中國智慧, 由此具有世界歷史性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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