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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教化思想的理論內涵與現代意義

作者:2019-03-24 01:00文章來源:未知

  摘    要: 王守仁“致良知”的教化思想在儒家學說中占有重要地位, 他提出“致良知”就是做到知行合一, 使人們在內心中具備“善端”, 外在行為中處處行善。這一教化思想不僅對明后期社會風氣的改善起到了巨大影響, 而且對我們當前社會的道德建設也有深刻的啟迪。

  關鍵詞: 王守仁; 致良知; 教化;

  王守仁 (1472—1529年) , 字伯安, 自號陽明子, 他是明代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睹魅鍖W案》稱:“先生承絕學于訓詁辭章之后, 一反求諸心, 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 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 曰致良知。……以救學者支離眩驁。”[1]從人性本善的角度指出人的本質在于人有“良知”, 社會中出現的一切丑惡現象在于“支離眩驁”, 即良知是由于物欲的遮蔽不能彰顯造成的。所以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反求諸心”, 達到“一洗讒妒勝忿之習, 以躋于大同”[2]的目的。筆者認為這不僅是一種美好的社會理想, 也是王守仁對社會積弊的認識和解決之道, 重點在于教化人心, 提升人們的道德境界。

  一.教化的理論前提:致良知

  王守仁哲學的核心“致良知”是針對明中期社會風氣的改變以及程朱理學理論的缺陷而設計的。他指出“致良知是學問大頭腦, 是圣人教人第一義”。[2]在這里良知上升到了本體的高度, 人人具有, 是一種不假外求的內在力量。具體來說, “良知”有以下幾種含義:

  首先, 良知就是人內心的“善”, 是對天理的正確體認。龍場悟道之后, 他明確表示:“吾心之本體, 自然靈昭明覺者也。凡意念之發, 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其善歟, 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歟, 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2]良知即是天理, 是宇宙大化流行的準則和每個人都具有的價值規范, 它具有“靈昭明覺”的特征, 把握住這一點, 便可以辨別是非善惡。這樣就解決了宋代以來理學派理論上天道性命相貫通, 實際生活中卻天道是天道, 性命是性命的兩難論題, 也即天理不能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難題。

  其次, 王守仁將“良知”作為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他提出“良知只是個是非之心。是非只是個好惡, 只好惡就盡了是非, 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2]由此可見, 良知不僅表現為“知是知非”、“知善知惡”, 還表現為“好善惡惡”, 是感性與理性的集合體。也就是說良知是每個人都擁有的, 而且是不學而知的一種對是非善惡的判斷能力。所謂“一念發動處, 便是行了”, [2]就是不善的念頭出現在人的腦海中, 便有可能造成對社會和他人的不良影響。在這里, 良知是對意念進行監督控制的自我價值判斷系統, 要使良知對個人的思想行為有正確的監督, 要有正確的認識, 這個標準就是好善惡惡。

  再次, “良知”是一個重要的內在準則, 但是只有正確的“致良知”, 良知才是良知, 才可以在社會中發揮它的作用。在王守仁那里, 良知既然是產生宇宙萬象的終極根基、衡量是非善惡的依據, 可見其地位的重要性。但是理論如不能在社會中發揮作用, 仍然沒有意義。所以, 王守仁在闡明良知的意蘊之后, 便用更多的筆墨來論證良知如何在社會中得以很好地彰顯, 這便是“致良知”。

王守仁教化思想的理論內涵與現代意義

  他說“吾平生所學, 只是‘致良知’三字”, 但他所謂的“致良知”并非是把《孟子》的良知理論和《大學》的致知工夫簡單結合起來, 而是以社會背景和時代問題意識為依據賦予“致良知”豐富的內容。他說:“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有致良知之說, 然能于此實用功者絕少, 皆緣見得良知未真, 又將致字看得太易了, 是以多未有得力處”, [2]也即“致”之達成要將良知看真, 又要著實用功, 實實在在地在心底做工夫, 來不得半點虛假與偷懶。他指出:“某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 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 人人所自有, 故雖至愚下品, 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 雖圣人天地不能無憾, 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2]既然良知人人都有, 所以無論什么人都會對良知有所認識, 但這個認識是否全面、是否能永遠保持明覺?即使是水平很高的圣賢也不一定能做到, 這就要求人們要時時做致良知的工夫, 才能更好地在社會中使用這一理念。

  二.王守仁教化思想的理論內涵

  作為明中期著名的思想家, 王守仁深知其社會歷史責任是什么, 即在社會出現變革之際, 如何更好地控制人的思想與行為, 為大一統的封建社會服務。在思想上他提出“致良知”及一系列輔助內容, 這些都為其教化思想開辟了道路。在思想上作出相關論證之后, 他進一步提出了與社會現實有關的如何改變人的道德素質與行為舉止的教化理論, 包括以下幾點:

  (一) 破心中賊

  眾所周知, 王陽明實踐中提出了“破山中賊易, 破心中賊難”的命題, 他認為社會要想安定, 僅僅靠政府的武力鎮壓遠遠不夠, 根本的方法還是使用儒家典籍、禮樂等多種喜聞樂見的方法教化全體國民, 破除他們的“心中賊”, 使他們在不知不覺中自覺自愿地接受朝廷政令。王守仁認為武力鎮壓雖然效果明顯, 卻是萬般無奈之中的下策。所以, “破山中賊”僅僅是一時之計, 而通過道德教化, 使全體人民都正確認識朝廷政令、為善去惡、“破心中賊”, 才是長遠之策。他認為國家治理, 道德教化遠比刑罰懲治和武力鎮壓更有效, 作為思想家和政府官員來說, 為朝廷提出有價值的教化理論, 是他責無旁貸的義務。

  首先, “破心中賊”的主旨在于對施教者進行思想、行為上的教化。他說:“大抵風土習俗雖或有異, 而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為縣官者果能彈其心力, 悉其聰明, 致其惻怛愛民之誠, 盡其撫輯教養之道, 雖在蠻佰, 無不可化。”, [2]指出明政府雖地域廣闊, 域內百姓眾多, 既有漢族等中原地區的居民也有少數民族居民, 但只要地方官員認真履行職權, 按照儒家的禮樂教化之道認真教導各地居民, 使之去惡向善, 都可以成為圣賢之人。對于少數十惡不赦、道德教化不起作用之人, 他又提出“果有頑梗強橫, 不服政化者, ……即行擒拿, 治以軍法, 毋容縱態, 益長刁頑。”, [2]必須使用嚴刑峻法嚴厲懲罰、毫不寬恕, 否則就會縱容他們增長惡習, 影響整個社會的穩定。

  其次, 王守仁提出“破心中賊”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教化民眾, 使之“明人倫”, 成為合格的適應封建統治者要求的社會人。如何“明人倫”?他對民眾的要求便是要不斷地致良知, 擴充自身內心的德性, 做圣人:“今夫天下之不治, 由于士風之衰薄, 而士風之衰薄, 由于學術之不明, 學術之不明, 由于無豪杰之士者為之倡焉耳”, [2]將教化的重點放在社會主體身上, 將“人心”視為治理的關鍵, 將在“心上做工夫”作為實踐預防的主要措施。所以, 他非常重視意念與行為合一的重要性, “爾等父老子弟, 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 爾一念而惡, 即惡人矣;人之善惡, 由于一念之間, 爾等慎思吾言, 毋忽!”[2]認為人的錯誤行為之所以出現, 很大程度上來自于惡的想法, 而且是這種想法沒有及時被制止而導致的。人只有時時保持善念, 不斷涵養心性, 勤于修身, 才能成為時代的良民。什么是善呢?在王氏那里便是良知在社會人生中的彰顯, 具體表現為禮樂教化。因之, 他又提出了與“致良知”相結合的禮制思想。

  (二) 禮制思想

  禮制思想是儒家教化之傳統, 作為明代大儒, 深諳人心民意向背的王守仁自然不會對此忽略。他深知明前期封建專制統治穩固, 禮制執行嚴格, 鮮有敢違制者, 這種局面大約維持了百余年。然面對明中葉以降, 禮制的諸多方面已屢遭僭越, 違禮犯禁者眾, 統治者雖三令五申, 嚴加整肅, 然收效甚微的社會情狀, [3]他沒有忘記禮制在教化人心、化民成俗中的重要性:“安上治民, 莫善于禮, 冠婚喪祭諸儀, 固宜家喻而戶曉者, 今皆廢而不講, 欲求風俗之美, 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 土夷錯雜, 頑梗成風, 有司徒事刑驅勢迫, 是謂以火濟火, 何益于治?若教之以禮, 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 [2]指出儒家傳統所提倡的禮制對于統治者治理國家、穩定社會秩序非常重要, 只有這樣, 社會才是一個秩序井然、化民成俗的和諧之境。如今社會混亂、民心不古就在于儒家傳統禮儀久廢不舉, 加之明朝疆土廣闊, 少數民族眾多, 他們不懂儒家禮儀所以也經常不服朝廷的教化, 而當地的官員對他們也沒有以禮相待, 出現問題便使用殘酷的刑罰或戰爭等暴力手段企圖解決問題, 卻使得問題越來越復雜, 所以, 王守仁以敏銳的洞察力開門見山的指出社會動亂、人心浮躁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們拋棄儒家傳統禮儀, 導致了社會的失序;而執政者通過嚴刑峻法的強制性手段打擊犯罪的行為, 又引起了廣大老百姓的強烈不滿, 如此惡性循環, 最后導致兩敗俱傷。因此, 解決問題的最佳途徑還是使用孔子以來的道德教化方式, 特別是將禮制與致良知聯系起來, 讓老百姓自覺自愿地接受以當政者的意愿制定的禮制, 那么他們便可在禮制的熏陶下很容易地接受政府的統治, 不僅是中原地區即使邊遠地區的荒蠻夷族也是如此。

  (三) 德刑并用

  如何才能使政令更好地在社會中有效的推行?面對廣大民眾在社會中的不法行為, 統治者如何應對才能較容易的維持社會穩定又不傷害他們的感情?儒家思想家提出德刑并用的教化方略。早在孔子那里就已提出:“禮樂不興, 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4]的觀點, 此后無論是孟子、荀子、漢唐儒家還是宋元理學對德刑并用的教化方式都非常重視, 在典籍制度上留下寶貴的資料, 到了王守仁這里, 作為著名儒者與政府官員的他, 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又提出自己的見解:

  首先, 他提出:“為政不事威刑, 惟以開導人心為本”[2]的觀點。從“爾那一點良知, 是爾自家的準則”[2]出發, 認為良知便是道德準則, 具有對社會、對是非善惡的價值判斷能力。所以, 在王氏思想中只要良知能充分擴充、彰顯, 那么一切都是天理流行, 不僅對人還是社會都是如此, 所以他認為最好的社會教化、治理國家的方法就是要開導人心, 使個人乃至整個人類之良知得以圓融的發用。這樣, 比嚴刑峻法, 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乃至暴力對抗, 效果要好多了。

  其次, 他提出:“君子之政, 不必專于法, 要在宜于人;君子之教, 不必泥于古, 要在人于善”。[2]認為治理國家、維持社會秩序, 要靠具有敏銳洞察力和治世智慧的明君, 他的特點在于執政之時不拘泥于古人、不限囿于已有的法規條例, 而是根據社會現實、靈活用人、使用最貼切的方式來達到最佳社會治理效果。

  再次, 面對頑劣不化、不愿意“致良知”之人, 王守仁指出也應采用必要手段加以懲治, 只有這樣社會秩序才能保持, 善良之人才能生活地更好:“仁慈以惠良善, 刑懲以除兇暴, 故亦為政之大端。……各家務要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 夫和婦隨, 長惠幼順, 小心以奉官法, 勤謹以辦國課, 恭儉以守家業, 謙和以處鄉里, 心要平恕, 毋得輕意忿爭, 事要含忍, 毋得輒興詞訟, 見善互相勸勉, 有惡互相懲戒, 務興禮讓之風, 以成敦厚之俗。”[2]在王守仁那里, 社會秩序的維持要靠普通人的努力, 方向就是家庭和睦、長幼有序、人們各安其分, 以禮相讓, 再把社會中十惡不赦之人用法律手段嚴加控制, 這些便是統治者的為政之本, 做到上述此類種種, 社會便可成為古圣先賢所描述的理想社會。

  三.“致良知”思想的現代價值

  王守仁的“致良知”學說產生于明中期皇權發生危機、社會出現變革之時。為鞏固明代政權, 他融合《孟子》的“良知良能”與《大學》的“致知”學說, 提出“致良知”的觀點來對老百姓進行道德教化, 培養他們的身心素養, 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我們現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 對社會風氣好轉、公民道德素質的培養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筆者認為可以借鑒他的相關內容。

  首先, “致良知”學說為公民道德建設的自覺性提供了可資借鑒之路。如前所述, 在王守仁那里, 良知就是人的道德本心, 具有不學而能, 不慮而知的特征。致良知則是將其無限擴充, 達到與天地合流的境界, 便可判斷是非, 認知社會的善惡現象, 并根據判斷自主地選擇行為活動的方式。我們認為, 在當今社會中要培養公民道德的自覺性, 王守仁的“良知“說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今天, 一定范圍內由于道德信仰缺失等所造成的嚴重道德危機或社會問題, 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但我們不能急于求成, 要知道道德的踐履要靠個體內心的自覺, 而不是外在力量的強迫服從, 最重要的是對個人道德主體性意識的培養。王守仁的“良知”學說無疑在此方面對我們的公民道德建設有巨大的參考價值。從中深入挖掘有益于時代特色的理論精華, 無疑有重大的學術意義。

  其次, 王守仁的良知學說具有平等觀念。他首先肯定的是每個人都有良知, 無論圣凡賢愚“自圣人以至于愚人……無有不同, 是良知者也, 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 [2]每個人只要將良知充分的擴張, 便可成為堯、舜、禹一樣的圣人, 從而“滿街都是圣人”, 每個人都有很高的道德素養, 那么社會風氣自然能好轉, 也便達到了古人所推崇理想社會之愿景。我們認為王守仁的社會理想在當時不可能實現, 但是他的理論打破了封建社會的階級等級觀念, 在道德上認為人人平等、都具有主觀能動性, 突出顯現了人在宇宙與社會中的價值和地位。他的本意雖不是倡導人性自由, 卻字里行間流露出這種傾向, 不僅在當時社會中引起巨大反響, 而且對當今社會強調“人人平等”的發展理念也有一定的指導意義:廣大人民群眾以平等主體的身份去參與政治、經濟以及其他與自身利益相關的活動, 使自身成為一個健全向上、遵紀守法的好公民。當前, 只有真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平等觀, 同時借鑒古代的精華思想, 有意識地強化平等意識, 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才具有真實的內涵, 才不會出現形式平等外觀掩蓋下的事實不平等。

  總之, 我們認為王守仁以“致良知”為本的道德教化思想內涵深刻、教化方式變化多樣, 對當時社會風俗的好轉、人們道德素質的提高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各種原因他的教化實踐卻未能很好地持續下去, 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遺憾。但是, 他的這一理論思索和實踐方式卻為后人的道德教化在理論和實踐上提供了有益的啟發, 這也是我們對他進行研究的目的。

  參考文獻:

  [1]黃宗羲.黃宗羲全集第7冊[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2]王守仁.王陽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3]陳瑞.明代中后期社會生活中越禮逾制現象探析[J].安徽史學, 1996 (2)
  [4]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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