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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視域下的精神困厄———蘇童《黃雀記》的倫理學探究

作者:2017-06-13 17:20文章來源:未知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國內長篇小說創作數量大幅劇增,但同時也存在情感關懷匱缺”“口水話寫作”“對大眾傳媒的媚從”“羞恥感的失缺等問題,也越來越背離了長篇小說創作的初衷和真正價值。蘇童是我國當代文壇少有的始終關注人性與人如何生存的作家之一。早期以先鋒姿態耀眼文壇,近三十年來,其小說創作各體裁不斷取得突出成就,代表作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其作品以日常生活為觀照域,借由小事件切入靈魂深處,進而挖掘最隱秘、最深層的存在,溫婉細膩的筆法下透視出富有深蘊的倫理思考,控訴現代視域下的生存困境和倫理缺失。

  20158月,《黃雀記》榮獲第九屆茅盾文學獎,作家蘇童再次受到評論界的關注。該授獎辭認為其在長篇藝術中的探索在《黃雀記》中達到了成熟,這是一種充分融入先鋒藝術經驗的長篇小說詩學,是寫實的,又是隱喻和象征的,在嚴格限制和高度自律的結構中達到內在的精密、繁復和幽深。作品在回歸香椿樹街題材的同時,注入特殊情感訴求,以年輕人的感情糾葛展現一代人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以及精神困惑。

  一、道德淪落———社會失范下的人性冷漠

  蘇童的小說,通過現實主義手法的創作實踐,關注和書寫文革過后一代人的記憶、成長與精神蛻變。在其筆下,家庭關系往往表現為冷漠、血腥、暴力,以及親子關系的非常態、兄弟之間的不信任等;傳統家庭倫理秩序在市場經濟欲望沖擊下呈現出混亂、叛逆的姿態。

  小說《黃雀記》的文學魅力首先在于它寫出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道德淪陷。在栗寶珍看來,祖父每拍一張照片就是給小輩挖一個坑,祖父的遺照越來越多,兒孫們不仁不孝的泥潭便越來越深。保潤入獄后,栗寶珍怨恨于心、毅然離家。這個背離傳統道德理念的母親形象是對親情關系的進一步拆解,暴露出人性隱秘的黑暗與自私。這種道德淪陷也表現在兄弟之間欠債與償還”“罪過與復仇的畸形模式。保潤被冤入獄,十年間柳生代替保潤行孝還債———“他欠保潤的,都還到了祖父的頭上。與祖父相處,其實是與保潤的陰影相處,這樣的償還方式令人疲憊,但多少讓他感到一絲心安,時間久了,他習慣了與保潤的陰影共同生活,那陰影或濃或淡,儼然成了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色彩。怨恨埋下了復仇的種子,悄悄侵蝕少年的內心,入獄之恥漸漸升級、惡化,而保潤在婚禮上親手殺死柳生則寓意完成對少年經驗的儀式化告別。唯一長壽的祖父也被當成精神病人長期關進井亭醫院,無疑構成意義的反諷———個體存在的精神本我缺失,病態的生存模式呈現冷漠無情的人際關系形態,命運之神戲弄著每一個人,刻下無法磨滅的印記。

  世紀之交的特殊環境下,社會動蕩和變革帶來巨大沖擊,同時也激發精神領域的諸多矛盾,市民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個人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泥淖。法國社會學家杜克凱姆將這種現象定義為社會失范,用以概括社會規范不利、彼此矛盾或規范缺失而出現真空時,在個人與社會中出現的混亂狀態。高兆明進一步分析,認為在這個轉變過程中,存在的一切都面臨著價值重估……過去作為社會秩序維系的價值精神本身被去神秘性與去權威性……它在人的精神世界所引起的震撼,是一種人存在本體論的無家可歸、靈魂漂泊無居所境況。小說描寫和揭露轉型期的社會失范狀態,暴露了價值本我的喪失所帶來的人性冷落,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異化,批判和駁擊道德淪落所造成的時代病。這正是時代變革下人性生存的真實寫照,是轉型時代的必然鏡像。

  二、兩性關系———女性形象的突破與悲劇

  《黃雀記》某種程度上是紅粉系列的延續和衍變,以更加圓潤成熟的筆調塑造具有獨立人格特征的女性。正如蘇童所言,這是一種“‘最接地氣的女性形象,是男權文化中依附和悲劇的生存狀態下的掙扎,如頌蓮(《妻妾成群》)、劉素子(《罌粟之家》)。改革開放初期,外來思想文化的進一步引入,啟發了女性對自由平等的追求和與命運相抗爭的不屈性格,她們嘗試走出舊社會兩性關系的被動局面。從仙女到白小姐,是同一個人隨著時代分裂整合的形象。她身上集合了人與社會的諸種矛盾,在創傷中成長,還未能遺忘創傷,未能解決矛盾,已經隨波逐流,與現實握手言歡了。白小姐在掌握和改寫自己命運的過程中,自主觀念、自我意識逐漸萌生,自私、甚至不正當不合法的言行刻畫使得這種女性形象具有現實真實性,因而顯得更加鮮活。

  相反,小說中男性角色被放逐到次要位置。表面看來,保潤的捆綁和柳生的玷污造成了白小姐從純潔到淪落的命運改寫,但主要男性角色的命運都或多或少地因這個女人而改變。保潤捆綁仙女只是為了報復她,但卻因為仙女的出面作證被冤入獄。柳生本以為從此可以夾著尾巴做人,然而白小姐的出現讓他感到仿佛重新被拉回犯罪的邊緣,好似噩夢重現,打斷這虛幻的安寧。作品對其他男性形象如鄭先生、龐先生進行虛化的、符號化的處理,取消其真實而具體的存在,側面揭秘白小姐的內心世界。與之前小說中女性的被動地位不同,該作品男性形象從封建觀念下的強勢、霸道和絕對權威中消解出來,以女性視角來反襯和評價男性,凸顯女性情感的真切表達,兩性關系的力量和地位由此形成對比。這種新型兩性關系是社會轉型下,女性意識覺醒并以奮起的姿態相對抗的標志。盡管如此,女性仍不能擺脫悲劇的命運。白小姐回到水塔是時代賦予女性反抗的必然結局,處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當代中國社會倫理生活正在經受著轉型時期的精神陣痛,它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結構性轉變的必然結果。白小姐是轉型時期眾多反抗者的代表,因而也不得不為此付出沉痛代價。

  三、輪回敘事———命運的荒誕與無解

  小說整體歸為明暗兩條線索,一條是保潤、柳生、白小姐等年輕人之間的情感糾葛,即犯罪與贖罪的明線;另一條是祖父丟魂與尋魂的暗線。一環套一環的輪回敘事方略,在懸疑和推理中控制敘事的節奏,以命運的荒誕和無解折射現代人性的倫理困境。

  主旨表達方面,小說原名《小拉》,魔幻和傳奇色彩詞匯的大量運用,增加文本的象征性、隱喻性內涵。三體式結構提供不同的敘事視角,以”“”“”———顛倒的季節順序命名,講述轉型時期的社會亂象、個體窘迫以及國民精神紊亂的特征及荒誕。螳螂捕蟬,黃雀在后,有人認為,保潤綁架了白小姐致使柳生犯下了強奸,因此柳生是黃雀”;有人認為,保潤最后在柳生的婚禮上失手捅死柳生完成十年恥辱的復仇,因此保潤是黃雀”;也有人認為是貫穿全篇的重要意象,每個人都被不可捉摸的命運折磨著,因此命運才是真正的黃雀。然而,到底誰才是真正的黃雀,留下了懸念,構成作品寓意表達上的整體期待———“小說里處處涌動著危機和陰影。敘事藝術方面,人物之間、意象之間形成循環推進、層層發展的敘事輪回。小說可分述為獨立短篇,情節之間存在看似合理的邏輯,一步步導向蘇童式的敘事圈套。不是取錯了的照片就不會引發祖父的失魂,牽出故事主線。各敘事關節相互銜接又形成交叉并舉之勢。祖父丟魂導致了保潤來井亭醫院探望,由此激發保潤體內的捆綁天賦,為結識仙女埋下伏筆。約會失敗,討要押金不成,保潤將白小姐捆綁在水塔上,以示報復,卻為柳生提供犯罪的便利。柳生暗通關系,僥幸躲過牢獄之災,這種負罪感抑制了青春期特有的快樂,使他變得謙卑而世故。同時負罪感驅使他擔負起替保潤行孝的義務,為下文和白小姐的重逢埋下伏筆。這段敘事以柳生視角見證白小姐人生最巔峰也是最瘋狂的階段,這是一個失足女人在社會浪潮中對命運進行抗爭的寫照。白小姐的意外懷孕合乎情理之中,是她應有的結局,也是不可逃避的命運。怒嬰是生命恥辱的象征物,它是龐先生眼中的期貨,但它也象征生命的延續,祖父一生沒能找回丟失了的魂,卻在文章結尾將怒嬰抱在懷里,這一老一少的隱喻化存在是否暗示作品中每個人都丟失了精神之魂?結局處升華了小說的整體寓意。

  荒誕和無解是現代轉型下精神困厄的真實寫照。世紀之交的中國,現代化成為必然趨勢。變革中的社會面臨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以及傳統價值觀念的重建問題。處于新舊社會交替時代的反抗叛逆與人性迷茫成為籠罩一代人的心理寫照。一方面現代化似乎作為一種合目的性的存在,指引著文明的新趨向;另一方面又暗藏種種危機,撲朔迷離的社會現象仿佛命運的怪圈,將人們任意擺弄,成為每個人都無法逃離的精神困厄。

  四、自由與規約———異化書寫下的倫理悖論

  自由,是改革開放初期最強烈的呼聲。人們在追求前所未有的自由的同時,面臨巨大壓力和承擔各種風險。社會轉變下的倫理關系呈現出既試圖脫離傳統封建禮法束縛,又不能適當追求個人自由欲望的迷茫、扭曲和不成熟的形態,而這種種信任危機現象則根源于現代化進程中由揚棄傳統倫理道德價值觀念所引發的一種無根狀態。

  私欲的過分膨脹導致傳統倫理秩序的惡化和變形,一方面是個人靈魂喪失和無處安放,就像保潤的祖父,懊惱于靈魂的丟失,卻始終無法找回丟失的靈魂。靈魂在這里不僅僅是裝著祖先尸骨的手電筒,它有著更深刻的寓意,是傳統美德和信仰的象征,也是個人道德底線的借指。小說多處暗示靈魂丟失的普遍化———刻薄、自私、勢力的保潤母親形象,背離賢妻良母的傳統道德要求,是庸俗化、卑劣化的小市民代表。它的生成是現代社會轉型時期靈魂裂變的必然結果,物欲橫流、拜金主義、信任危機之下所掩藏著的空虛的煩惱,正是這種信仰缺失的現實寫照。倫理秩序的顛覆還表現為個體倫理與社會倫理的沖突,個人欲望的張揚構成對社會規約的挑戰。柳生的母親深諳籠絡人心的重要哲學”———為袒護兒子,她私下賄賂仙女把罪證栽贓給保潤,引發其十年牢獄之災和家庭破裂;暴發戶鄭小姐依仗自己有錢,縱容弟弟在井亭醫院胡作非為,嚴重影響醫院的正常秩序,最終自食其果。

  作品對自由與規約的異化書寫,揭示出現代轉型中的倫理悖論。個人對于自由的盲目追逐激發了欲望的肆意膨脹,金錢、權力漸漸取代傳統道德,人性隨之異化為欲望的承載物,社會普遍出現信任危機和價值顛覆的現代性惡變。馬克斯·舍勒將這種現代性的特質概括為懷疑、批判、否定,對傳統價值觀念的顛覆是現代化進程的必然選擇。與此同時,傳統倫理觀念的斷裂與重生勢必提上日程———“個體在去神秘化去道德化的趨勢中要么變得為所欲為,要么變得無所適從。由此可見,建立正常穩定的社會倫理秩序以改變這種混亂失序的狀態就顯得尤為重要。這種新型倫理秩序的建立,一方面源于個人內在的反思與懺悔,即恥感意識”———“處于自律而對過錯所產生的一種恥辱感。恥感意識是主體對善的否定性表達———通過激發個體內在的良知,實現他律自律的轉變,進而完成對道德觀念和道德行為的有效規訓。另一方面暗示找尋失落文明的必要。年輕人各自走上悲慘結局,代表時代潮流的角色離去或者死亡,而一生堅持尋魂的祖父卻依然顯示旺盛的生命力。小說最后怒嬰安靜地依偎在祖父的懷里,這一老一少兩個形象形成符號化的寓意。嬰兒象征著生命的延續,與祖父找尋的暗相吻合,暗示作者對于找尋失落傳統的期待。此外,個人的生活受到社會秩序的規約,也反過來影響社會秩序的發展和蛻變。法律的權威受到不斷的挑戰,罪惡不能得到相應的懲罰和規約,社會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亂無序的深淵,呼喚著重建正常倫理秩序的必然性和緊要性。

  作為小說家,蘇童的眼光是犀利而敏銳的?!饵S雀記》寫出了時代變革下人性的善與惡,以及倫理選擇背后折射出的道德意識危機。以鬧劇手法寫悲劇式題材,香椿樹的荒誕故事揭示出世紀之交人性及生存的真實境況,這是現代語境下倫理悖論的必然結局。作品對轉型視域下的精神困厄和倫理缺失的質疑、批判和揭露,在當下中國仍然具有重要意義,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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