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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史學化”趨勢

作者:2017-06-05 17:02文章來源:未知

         “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日趨史學化

  最近幾十年,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一步步被壓縮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又通過一系列向外轉的操作(人們總還記得20世紀80~90年代向內轉的文學理論),進一步從內部研究徹底轉到主要著眼于歷史的外部研究,似乎這才腳踏實地,有點真正的歷史研究的模樣了。這就好比在紅學界,老老實實研究小說《紅樓夢》是不被承認的,只有從小說《紅樓夢》跳出去,研究作者的家世生平、時代背景、版本源流,甚至研究小說所影射的清代政壇的秘辛,才算有學問。

  這是90年代至今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一種普遍趨勢,姑且稱之為由文向學由文向史,即不管是放棄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還是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改造和提升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努力靠向真正的歷史研究,總的思路無非是認為文學研究本身不算學問,非要放棄文學研究,或者對文學研究來一番徹底改造,使之成為一種夠資格的專門史學,這才有希望上升到學問”“學術性高度,和其他史學研究平等對話、知識共享。

  上述觀察可能很不全面,但這個趨勢基本上有目共睹,或許是思考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有關的全部問題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過于倚重外部研究

  說到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歷史化趨勢,不能不首先想到陳寅恪先生詩史互證的方法。一些致力于將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學化的學者也確實喜歡引陳寅恪為有力的援助,比如王彬彬教授批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代歷史研究兩不相干的現象,提倡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與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的互動,就反復舉陳寅恪為例。但有了這個參照,恰恰也更容易看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史學化在目前存在的問題。

  這主要表現為,雖然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進行了由文而學由文而史的改造與提升,但畢竟大多數學者的主業在而不在,所以史料的搜集、甄別和解讀皆甚感吃力,同時這一面往往又不能兼顧,以至于出現有史而無文的偏枯。許多本屬文學的問題輕易被取消,以為可以轉換和消弭為歷史(主要是政治史)。似乎一旦講清楚了某個政治史的關節,文學問題就迎刃而解,或者干脆不在話下了,結果歷史問題的考索既不清楚,原本要解決的文學問題也被擱置一邊。比如,應該怎樣看待魯迅晚期雜文對國民黨不抵抗政策的批評?一些研究者從民國史角度出發,挖掘魯迅當年很難知悉的國民黨上層對日謀略和國共兩黨復雜關系的諸般細節,從而得出魯迅的批評不得要領的結論。姑且不管這個結論是否可靠,能否據此解決魯迅晚期雜文的全部問題呢?顯然不能,因為魯迅晚期雜文之得失并不完全取決于當今學者所追認的政治正確。關于魯迅與三一八慘案,魯迅與蘇聯的關系,都存在類似的偏頗,即以實際上并不能成為定讞的零星考據和后人眼里的政治正確充當文學史評價的唯一標準。

  對柳青《創業史》的評價也有類似的問題。目前通行的觀點是在否定柳青的合作化主題與階級分析方法的前提下,承認其豐富的生活細節和傳神的人物描寫,甚至認為其生活細節和人物心理也被合作化主題和階級分析方法系統改造和扭曲過了。與之針鋒相對的觀點則認為柳青對合作化運動一直有自己的獨立見解,這主要表現在他不滿毛澤東1956年批鄧子恢小腳女人,一窩蜂地搞高級社,違背了1953年毛親自制定的相對務實和穩健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思想。不僅如此,柳青與這以后的大躍進、人民公社和農業學大寨的潮流也都是格格不入,正是這種異端思想帶來了《創業史》第一部的輝煌,也使得《創業史》后續的幾部遲遲不能完成。這兩種觀點都著眼于歷史,針鋒相對,但思考方式非常接近,都是用優先考慮政治正確的所謂歷史研究來取代文學研究,都認為柳青是一位令人遺憾的被糟蹋的天才?!秳摌I史》成功,只能歸功于柳青在政治上的先見之明;《創業史》失敗,也只能歸因于柳青在政治上的趕潮流??傊骷彝耆煌庠谡螝v史所決定,判斷《創業史》的成敗,只要看柳青在政治歷史中的表現就可以了,小說本身是不值得深入研究的。

  看來,如何在由文而學”“由文而史的同時保持文學研究的一些看家本領,真正自由地出入文史,作出精當的詩史互證,應該是今后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所要追求的目標。

  王彬彬教授注意到這個問題,所以他強調互動,希望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研究真正能夠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而不是一邊倒,以歷史研究完全取代文學研究。他還特別為此批駁了《陳寅恪評傳》作者、歷史學家汪榮祖對陳氏詩史互證的誤解。汪榮祖說:寅恪以史證詩,旨在通釋詩的內容,得其真相,而不在評論詩之美惡與夫聲韻意境的高下,其旨趣與正統詩評家有異。王彬彬認為:陳寅恪的以史證詩,出發點固然主要不在詩的藝術價值。但是,如果認為以史證詩,全然與對詩的審美鑒賞無關,全然無助于對詩的藝術價值的評說,則又是頗為謬誤的。實際上對文學的內容’‘真相的了解,與對其藝術性的鑒賞,往往是相關聯的。對其內容’‘真相的了解越準確,對其藝術性的鑒賞就越到位。陳寅恪在以史證詩時,也決不只是通釋詩的內容,得其真相。他常常在指出某種史實的同時,或多或少地引伸到對詩的藝術性的評說。這個批評很有道理,道出了史詩互證的真相?;蛟S也正是有感于此,洪子誠先生坦言,從內心上講,我很討厭這個問題(按指他本人提倡和擅長的文學體制與生產方式”),有時候會覺得離我想象中的文學很遠。洪先生一直感到文學史的文學歷史界線不好劃定,文學史到底是歷史,還是文學’”,有時還真不容易說清楚。他把這個問題概括為文學史研究中的文史之爭’”,“‘文學歷史之間確實存在一些矛盾和沖突的方面。按照一般的要求來說,歷史研究帶有一種剛才說到的真實性可檢驗性,但是文學本身的闡釋更多地帶有強烈的主觀性。這兩者怎么結合起來,這是一個問題。盡管有這種困惑,洪先生還是采取了他所說的文學史研究的第一種趨勢,就是把它寫成像歷史,關注演變過程,關注事實的聯系,而且更多地強調文學作品的外部因素,重視外部因素對文學事實產生的決定性影響。他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就偏重于這些外部因素,具體說,就是文學體制和生產方式,這確實是過去的當代文學史研究嚴重忽略的方面。該書揭示的中國當代(尤其50~70年代)文學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環境的細節極其豐富,其多方面的創見、突破和對青年學者的引領之功都顯而易見。但姑且勿論文學體制與生產方式是否真能說清楚,即便樂觀地估計這項工程最終能夠完成,文學史的主體部分也未必能水落石出。所以,洪著《中國當代文學史》仍然留下許多空白,作者花了太多篇幅處理文學體制和生產方式,留給作家作品的篇幅自然就很不夠。在豐富的文學體制和生產方式的知識背景下,讀者所能看到的只是作家主體被決定的命運。洪先生十分注意的作家身份在他筆下幾乎發生了根本性的轉移,即從精神體驗、反抗和創造的主體轉變為社會活動的主體,作家的社會活動、社會交往、文學論爭、文壇際遇始終被放置在文學史敘述的前景,洪先生引用過的普魯斯特所謂跟作家日常身份不同的真正創造出作品的另一個身份,亦即經常處于自我否定自我創造狀態的那個相對比較隱秘的想象性的自我的精神流變史,不得不大受壓抑。

  洪先生對此也頗感困惑,但他清楚地意識到首先還是要梳理清楚文學史的外部環境的問題,至于作家作品內部存在的那些更隱秘和神秘的因素,應該在此之后予以考慮,如果我們完全接受新批評的觀點,那實際上可能就沒有文學史,或者文學史寫成單獨的文本闡釋的組合。過分地強調作家的獨創性,作家作品的不可替代性,這種文學史會變成什么樣子呢?很可能變成作家作品評論的流水賬’”,希望有一天,我們會有機會來試試看,試試看這種強調獨創性’‘文學性標準的文學史寫作,會暴露什么樣的矛盾和問題。其實,中國并沒有由完全揭示新批評的觀點寫成的文學史,但任何一個對過去流行的文學史著作稍有接觸的人都會贊同洪先生這個說法,因為過去流行的文學史普遍地無力處理文學發展的外部環境,故而不得不把重心放在文學創作的“‘獨創性’‘文學性標準上,因而部分地暗合了后起的新批評。這確實是洪先生對文學史的老問題的切中肯綮的批評,但他又承認,像我那樣的挖空心思,為每個作家設計一個座位,這也反過來證明,文學史有時是多么乏味,多么沒有意思。這是洪先生在解決文學史老問題時遭遇的新問題。

  現當代文學史研究是否非要變成韋勒克所說的外部研究才算真正達到了的研究水平?包括文學在內的現當代中國人的思想情感果真完全受制于我們共同經歷的可見的外部歷史嗎?共同經歷的可見的外部歷史極容易被遮蔽,外部歷史的發掘工作因此極其艱難而珍貴,但因此就應該壓抑那相對來說不可見的同樣容易被遮蔽的內部歷史嗎?除了洪先生所說的縫隙中偶爾僅存的一些“‘自由表達的可能之外,內部歷史是否完全就受制于外部歷史”?“外部歷史難道不也是一種被決定的主體活動的結果嗎?那么決定外部歷史的除了文學之外的社會政治,作家和同時代大多數國民的主觀內面生活是否也是決定性因素之一呢?抑或我們這里所說的歷史的外部內部壓根兒就是一個存在的兩個面相,之所以被區分為外部內部,只是因為我們還不善于一眼看出二者的血肉聯系?洪先生敏銳地提出過,中國當代作家藝術的普遍衰退,跟外部環境有非常重要的關系,但是也不能完全把責任歸到環境歸到外部壓力上,在作家的心性結構、價值觀念、文化修養上,或者說內部因素上,會出現一些什么問題?”既然這樣,那么作家主體,包括整個文學場域的主體性參與者,他們的主觀內面生活的重要性真地遜于文學體制和生產方式諸如此類的決定文學史進程的外部因素?

  這樣的追問或許又會迫使我們重新回到20世紀60年代初普實克和夏志清的那場爭論所涉及的一些列問題,或者從他們的問題再出發,將文學史的兩個問題真正糅合起來加以思考。而能否開展這樣的工作,關鍵還是要看文學史研究者能否緊緊抓住文學史參與者主觀內面生活這個中介,也就是的因素,因為說穿了,文學體制和生產方式這些外部因素如果真如洪子誠先生所說對文學進程起著決定性影響,那這種決定性影響最終仍然要落實為文學史中一個個具體參與者的行為和意愿。如果一切都被外部因素決定好了,那么這樣敘述出來的文學史最后究竟要訴諸怎樣一位不可知的決定者和怎樣一雙看不見的手?既然文學史始終由這些決定者看不見的手在書寫,那么作家、批評家、文學機構的組織和領導者、普通讀者的思想、情感、想象、下意識、夢幻、選擇、意愿,以及包含所有這些內容的個人應該承擔的歷史責任,又應該到哪里去尋找呢?撰寫一部完全不訴諸個人主體性的被決定的文學史,意義何在?

  以作家主體為中介來考察文史關系

  所以我覺得,與其推崇陳寅恪先生的詩史互證,倒不如重新審視魯迅對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新文學的論說,特別是《中國小說史略》《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上海文藝之一瞥》《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等論著所顯示的堪稱經典的文學史描述方式,即以作家主體為中介來考察社會政治、思想文化與文學演變的關系。從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研究目前的狀態來看,最大的問題還是作家缺席。不是說這些文學史著作沒有列出作家們的生平活動、作品和創作談,也不是說這些文學史著作不曾致力于給一個個作家安排適當的文學史位置,而是說都不曾像魯迅那樣,對于作家,無論他們處于怎樣的思想文化潮流,無論受到怎樣的文學體制和生產方式這些外部因素的影響,無論寫出了怎樣的作品,都能秉持公心,畫出他們在這些復雜環境和過程中所顯示的心態和靈魂的本相,如魯迅對魏晉名士、明清小說作者、才子+流氓的革命文學者的心態與神情的描摹。這樣的描繪,才是有血有淚有哭有笑的活的文學史,即使到頭來仍然是被決定的,至少也讓我們看到了文學史是通過怎樣的主體遭際而被決定著。目前一些現當代文學史著作最大的遺憾就是僅僅告訴我們,無論現代還是當代作家都是被決定的,文學史主體不是作家,而是決定作家的政治制度以及商業手段?,F當代(尤其當代)作家在這種姑且假定是真實的被決定狀態下心里究竟是怎樣想的,文學史家都還缺乏力透紙背的描繪。

  當代文學史的讀者最不好理解的,是那些從現代跨入當代的作家們的創作和人格為何出現那么巨大反差。如果完全推諉給起決定性影響的外部因素,那么文學史家至少也應該合情合理地描述出這些作家在被決定狀態下怎樣一步步完成思想、人格和創作上的改造,否則讀者就只好像當年鄭振鐸先生那樣奇怪阿Q竟然要革命,人格上先后似乎是兩個人了。當代文學史家們能否令人信服地說明,這些作家從現代跨入當代之后出現的巨大反差盡管使得他們在外表上似乎判若兩人,而實際的思想變化還是有跡可循,就像魯迅當年負責地告訴鄭振鐸,革命前后的阿Q在人格上還是一個?

  這絕不是說,要取消或弱化對于文學制度與生產方式的研究,取消或弱化包括對于文學在內的各種社會思潮的研究,取消或弱化對于重要作品的細讀,而是說,所有這些方面的研究都要進一步得到加強,以至于真正可以和作家主體的心態溝通,看到作家主體在所有這些方面所呈現的精神活動的豐富內容。魯迅分析魏晉風度主要只是告訴讀者名士們的作品為何顯得清峻,通透華麗,壯大,非湯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真實心態是什么,為什么有人要整天喝酒吃藥,有人喜歡捫虱而談,或者一生氣就拿著寶劍到處追殺蒼蠅。文學史研究在別的方面做得再好,倘若缺乏這副筆墨,就是明乎禮儀而陋于見人心,畫龍而不能點睛。但怎樣才能知道被決定著的作家的真心?既然可靠的文學史材料多半來自決定文學史進程的外部因素,那么即使有鑒別靈魂的文學史家站出來,讓他從哪里去尋找可以見出作家們真心的材料呢?依靠極少數較能披瀝真心的潛在寫作”?依靠寫作年代難以確認的抽屜文學”?還是老老實實以公開發表的作品為材料進行正面強攻,或者避開正面,從可能存在的文本縫隙中抓住偶爾漏出的一點光亮?但這樣寫出來的文學史又將呈現為怎樣一種形態?“文學史所治之究竟是普遍的還是特殊的,是真實存在的還是被敘述出來的?它所提供的歷史知識究竟能否和其他人文歷史學科對話和共享?這些問題恐怕還要一直存在下去,不斷挑戰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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