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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作為“他者”的歷史———梅洛-龐蒂的歷史觀念

作者:2017-06-14 16:20文章來源:未知

  梅洛-龐蒂重新闡釋笛卡爾式的我思”,知覺作為認識自身和世界的起點。知覺不同于意識層面的一系列邏輯判斷, 而與另一要素密不可分———身體。通過身體,個體以具有感知和行為傾向的意識與世界遭遇,因此知覺的真正主體是基于身體寓居于世界之中的個體,超越了純粹意識反思的圉限,作為一個存在的合集,即我作為身體存在與我在世界中存在的統一;同時,主體所在的固有的場及其存在維度不止自然世界,還有社會和人的歷史。

  由此,歷史作為重要主題進入梅洛-龐蒂以知覺現象學為基底的視域。

  歷史無法比擬為一臺機器,但卻可以比作一個生物”, 這一與人及其存在場域密切相關的生物”,或許可被視為他者”,一個關聯整個人類意識及其行為的他者。梅洛-龐蒂曾在《旅程》中表明,伴隨我們剛剛發現的他者問題,出現了一個在法國思想中越來越重要的主題,即歷史,它實際上是與他者主題相同的。如何理解歷史作為他者的可比擬性? 歷史與他者之間何以相通? 有必要對梅洛-龐蒂的歷史觀念展開考察。

  一、歷史何以作為他者?

  梅洛-龐蒂對歷史的闡釋,并未脫離普遍意義上人類知覺的結構。在他那里,人通過身體感知并寓居世界,這一前提為他解讀歷史提供了某種范型。如James Miller所言,梅洛-龐蒂縮小了知覺與歷史之間的隔閡,二者都處理意識與客體世界的關系問題。首先,歷史從來不是由緘默元素拼湊的機械游戲,而是在人們的行為參與進程中界定和呈現自身,如同感知對象,只存在于與承擔這一意識的個體所處的關聯之中。其次,歷史和知覺都在構建含混的敞開的意義世界?;谏眢w對世界的知覺,歷史被置于知覺的事實當中。它既不作為與主體對立的封閉客體,也不作為凝滯的行為背景,而是由人的觀念和行動建構,不斷在生成,因而是一個含混的”“敞開的、與人交織在一起的延伸著的場域。當的意識通過身體與世界遭遇,世界與他者同樣通過身體,與我的意識相交。以知覺與世界照面,身體自身的裂縫所應接的是一個充塞在它四周的世界。只要我在知覺,填滿我的視線與耳際的變動不居的世界,與我身體的輪廓無邊界可言,因為我就充盈于其中。但我并無法知覺世界和某物的全部,每個角落或某個事物的背面存有另一個身體及其知覺———“另一個身體已經不再僅僅作為世界的碎片,而成為某種闡釋活動發生的場所,并且好像是觀看世界的某一處視角。他者和我一樣在觀看。當我處于固定視點,并不能看到書、茶杯或者臺燈的每一個表面,因為視線無法繞道直觀于我而言的物體背面,而這一背面,恰好是相對他者、另一個身體其視線所及的正面。梅洛-龐蒂看到,這個異在的生命,和與之相聯系的我的生命一樣,是一個開放的生命。因此,他者的注視,無法等同于我的注視。然而,我和他者的視角,都能躍出自身,潛入到對方。當我潛在地處在其他物體中時,我已經從不同的角度看到我目前視覺中的中心對象。這里不同的角度即來自他者,他者是知覺世界的未知性存在,但又是事實性存在。因此,我所知覺的世界同時呈現給某個未知。另外,他者有其本有的視界和內在,他者從自身視角滯留了我。他者不是相對于我而外在的某個存在,他作為另一個我,我在他者之中,我與他者如影像般交錯疊加,但我又不直接相等于他者。如同我的世界向他者呈現,他者也朝向我。我凝視的結果,構成了他者形象的一部分。

  不同于薩特,梅洛-龐蒂并不認為他者是某種于我而言的脅迫性存在。由于他者的身體不是緘默的對象或客體,而是行為的顯現,因此無法經驗他者對其自身的顯現。但每一個他者都以一種并不挑釁的方式或共存的預設而為存在,同時使的生活具有社會的氛圍。即,通過身體與行為,每一個體面向一個基于主體間互相理解的世界。他者作為知覺主體參與這一世界,他者所經驗的憤怒和悲傷在其個體生命時間的閾下發生,我僅可能熟悉他者所知覺的,但無法重合到他者的感知中去。我的身體在感知他者的身體,在他者的身體中看到自己的意向的奇妙延伸,看到一種看待世界的熟悉方式。我與他者共同寓居的世界在相互延伸的知覺和意向中,作為含混開放的存在場,因而,整個人類參與其中作為創造主體的歷史,并非一系列所謂客觀存在的文化和經濟現象,也非階級利益沖突的現實,而被梅洛-龐蒂描述為游移于個體又超越個體的未完成的意義場,或者說一個象征系統。

  歷史,未嘗不可視為相對所有人的他者。首先,它是有肉身的存在。梅洛-龐蒂借用馬克思的話強調,歷史并不依靠它的頭行進,歷史也不用腳來思考?;蛘邞斶M一步認識到,我們不必關心歷史的”,而要在意的是歷史的身體。若為歷史假設一具身體,那么這身體將為它提供認識世界的知覺,它注視個體無法正視的背面”,與個體本已的知覺觀照到的視域接連成一片。不論個體如何行為,都潛在地處于歷史———他者的覺察當中。其次,正如他者不離棄他的身體和目光,歷史不會顧慮或猶豫,不會靜止不動且不犯錯誤,她朝向她的目標行進。在每一個拐彎處,她會甩掉身上的泥濘和沉溺了的朽物。歷史知曉她的道路。歷史不按個體意志炮制現實,但同時又不存在與人剝離開來的歷史。如同他者與我共居于世界,他者的注視補充我的目光所不及,我的存在與他者存在相互補足,呈現出他人姿態的歷史,既具有自身的邏輯,又是人類意識和行為的即時在場。

  從他者觀照歷史,將人與歷史、與世界原初的親近牽引而出。歷史的他者形象,離不開梅洛-龐蒂對社會世界的理解。社會事實總是向我們呈現為我們也構成其一部分的單一生命的變量,而整個他者對我們來說則只是別的我們自己。他者作為出沒在個體周圍并總能被知覺到的另一存在,使個體作為知覺主體和知覺對象的共時性存在向個體自身呈現出來。社會事實貫穿過去、現在與未來,作為歷史、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顯影,和他者一樣始終只是別的我們自己”,這就取消了人絕對地作為主體或客體的界限,人自身的存在融匯在事實之中。由此, 由于梅洛-龐蒂堅持我與他者之間關系的事實性,他看到的社會世界,不是將事物簡單堆積起來、能夠撇開人自身的關于對象的總和。他否定了把社會當作一個物體的做法,無論是把我們放入社會之中,如同把一個物體放到其他物體之中,還是把社會作為思維對象放到我們之中,這二者都不符合實際。社會從什么時候開始存在? 若單從時間軸上追溯,這種解答仍固執于將社會作為物體并視其為以第三人稱存在的窠臼。事實是,“當我們認識和評價社會的時候,社會已經存在。在我們通過自身而有所意識時,已經敲了很長時間的門。歷史何嘗不是? 歷史與個體的生存相互膠著。當人們記載和描述歷史”,這個作為對象的歷史,不是歷史本身;人們無法捕捉歷史,然而正是人們的行為自身正在生成歷史。

  二、主體間性

  如上所述,歷史毋寧被視作一個開放的擁有其自身的他者。被各種各樣的偶然事件所撕裂,被包含在其中的、想要活下去的人們的各種意識舉動所修補,這一網絡既不應該被稱作精神,也不應該被稱為物質,它恰恰就是歷史。人們的理念、行為及其意義,與歷史交融,沒有普遍的精神在起作用,也沒有理性的規范和指導,人與歷史對于共有的未來一概不知,人的主體性在這一未知面前顯得孱弱。他者的出現,將主體自封的世界打開,他者與主體銜接的瞬間,正是主體作為絕對中心衰落的時刻。主體中心的削弱以及他者存在的并峙,為主體間性預留了可能。

  具有他者形象的歷史,與人類主體之間是否同樣存有主體間性? 討論之先,需要澄清梅洛-龐蒂如何在說話理解這兩個心靈謂詞指涉的具體行為中,解開了胡塞爾先驗主體性就是主體間性蘊含的謎團。在我所說的東西具有意義的范圍內,當我說話時,我對于我本身而言是別人的別人’,在我進行理解的范圍內,我不再知道誰在說和誰在聽。在說嗎? 我的”,是假定別人已說的前提下的”,別人在場,別人的在我想要說之前也已經在我身上在場;別人在聽嗎? 我在的同時又是聽者,既想要通過對自己的來保留即刻所留下的余音,又企圖去搜尋在自己說出之前、別人可能要卻還未曾說出的聲音的痕跡。我在說也在聽,別人在聽也在說。這其中似乎將一并存在時間差與時間交疊的問題。時間如同具有廣延的事物,每一剎那都存在無數瞻前顧后的意識。他者的在場,并非滯留于時間之中有所棲居,而恰恰藏身于時間的漩渦,它就在時間本身中在場。當我說話或當我理解時,我體會到他者在我身上的在場或我在他者身上的在場這種主體間性理論的絆腳石,體會到了被表達者的在場這一時間理論的絆腳石。當我意識到我在說話時,我知覺到了同時作為說者和聽者的他者在我這里的在場,當我愿意去理解時,我體驗到了我作為說者和聽者在他者那里的在場。我與他者之間互為主體。他者的身體、他者的聲音以自己的方式朝向我呈現的,永遠是處于當下的、對我而言無法親歷見證、但又在我的過去-現在-未來中發生著的東西,如同我的后背,整個世界的后背。

  主體間性的蘊含使我與對象世界的二元對立松懈。梅洛-龐蒂強調是事物本身為我開啟了他者私人世界之門。,是事物本身使我意識到他者之所在,因為那不可見的正是面向他者的在場。既然事物其整全無法從僅從可見的世界被把握,也就意味著從我之所見并無法收集所謂事物作為客體對象其本身。事物本身并非作為惟一主體的所見所聞所感所知,不可見的世界眼下不為我而呈現,卻為他者呈現,如此,我從不為我所見的不可見部分知曉了他者的存在。薩特堅持個體絕對的純粹的存在,將他者變成個體存在領地之外一直纏繞人的匿名的、沒有面孔的、普遍的存在,事實上只是為我存在,因此梅洛-龐蒂批評薩特關于他者的討論仍舊陷于唯我論中,在使他者對我來說不僅僅是不可接近的而且是不可見的時候,我就確保了他的異己性,我就脫離了唯我論。歷史的他者形象,將人從唯我論的立場中拽出。歷史的身體,一方面向其自身呈現,顯現為它的內在與邏輯,它的含混、偶然與無數可能性,作為于我而言不可見的部分;另一方面向呈現,也就是人的經驗與行動在流變的時空中對歷史的身體的交付,并被徹底包容進它的世界,它的血肉。歷史過于即時地與個人實踐,與內在性聯系著,它過深地隱藏了它的厚度和肉身。正是由于這種過于即時的聯系,才難以將歷史與人及其實踐劃清界限。假設一個鋪路人,我們無從知道他最初站立的地方,他最多只能從自己腳底開始鋪第一塊石頭,之后他得以邁進一步并重復前面的動作,由此,路和人同時在延伸。人與歷史———他者同時在延伸。他者始終在場,它敞開的場域在吸納”,它給予的回應亦在反觀”,發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即時地在他者身上在場。他者的反觀,他者目光的投射,因在我這里在場而無不左右我的意念和行為。也即是說,歷史從來不在我們之外,而在我們自身之中,它不是由人搭建的外在于人的背景,而就是我們在談論事物時正在發生著的舉手投足。談及歷史,我們能夠了解其意義,僅僅因為我們自身即是歷史的部分:我們據以歷史來定義自身。我們的存在與作為他者的歷史共處一個時空,如何能厘清哪里是人之存在,哪里是其存在的歷史意義? 存在與歷史之間沒有時間差,因為其過于即時的關聯。因此,人對自身的完整定義,無法避開其不可見的部分,而獲得關于這一部分之在場的視線,來自他者,來自歷史。

  在梅洛-龐蒂看來,任何歷史的景象都超出主體性以為擁有的強力,主體其是其所是已經融于歷史。歷史得以景象化地顯現,依據邏輯上在先的時間-空間。應該領會的是歷史與先驗地質學的聯系,是我將會通過對可見的和肉身的分析發現的這也是空間的時間,也是時間的空間,是時間和空間的同時的原創造(Urstiftung)。正是這種原創造使得有了歷史的景象, 使得有了歷史的準地理的記載。我們還看到,時間與空間并不相互獨立,空間中任一具有廣延的事物,無不在歷經時間,經驗偶性存在的同時朝向本質存在,成為其是其所是”,空間的時間”;任意一個時間點,也都具有其廣延,某一瞬間以及事物在此流變之中的自我安置融貫在一起,時間的空間。時間與空間的原創造,模糊了人與歷史的界限。因而他說,人們已經認識到哲學將我們引向的內在不是一種私生活’,而是一種逐步將我們與整體歷史連接起來的主體間性。這一主體間性反過來讓人們思考歷史本身,恰如胡塞爾已經承認的,歷史對于哲學家來說是珍貴的,因為歷史向他揭示了公共精神。……說歷史告訴哲學家的是公共精神,就是說歷史讓他思考主體的交流。換言之,歷史不僅將自身與人類主體嵌入主體間性之中,而且,它與人們共同經驗的主體間性,使主體本身成為人類反思的主題?;趯︸R克思主義的關注,梅洛-龐蒂揭示主體間性曾在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那里得到詮釋。當馬克思主義反簡單化的傾向使其基于對人與人之間和諧關系的理解進而向往人道主義理想,試圖消解主觀與客觀、理念與行動的二元對立,不如說是認識并踐行主體間性的某種嘗試。對馬克思而言,歷史行進的媒介以及辯證法的推動力是什么? 是以某種方式運用自然并在此過程里使他與他者的關系模式得以建立的人,是具體的主體間性。梅洛-龐蒂以為,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及無產階級同時作為其事業的主體和客體,同時構建現實又成形于現實中,同時以自身實踐成其為歷史的內容又遵從歷史的邏輯,即當他們要創造一個自己置身于其中的歷史,也就是其具體的主體間性之所在。

  三、對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評判

  James Miller 看到,由于梅洛-龐蒂現象學對主體間性和自然世界的強調,使他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相比與現象學其他分支如薩特,呈現更為親近的關系?!吨X現象學》不乏對歷史唯物主義的關注,而在《人道主義與恐怖》中,他對純正無產階級政治的可能性實現持樂觀態度,試圖理解暴力與人性并存的可能性與合理性,認為任何關于共產主義的嚴肅討論不應立足原則而應立足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但這并不是要以自由主義的原則去推翻共產主義,因為一個名義上自由的政權實際上可能是強權的,而一個承認其暴力的政權或許于其自身擁有更多的人性……馬克思主義的首要任務是找到一種與人類未來趨進并行的暴力。1950 年朝鮮戰爭前后,他對蘇聯及共產主義的認識發生轉折,開始反思和批判勞改營制度及警察制度等極權壓制的形式??傊?span lang="EN-US">,梅洛-龐蒂對共產主義及馬克思主義的反思與批評,始終沒有脫離試圖超越主客對立從而進入歷史本身的現象學視域。

  首先,在《人道主義與恐怖》里,梅洛-龐蒂肯定了馬克思及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存在論邏輯。他認為,馬克思雖反對非暴力的自由立場,但并非對暴力不加區別,應當如同理解真誠中的陷阱以及政治生活中的任何模棱兩可一樣,看待為了實現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妥協而發生在現實中的革命運動及其必然附加的暴力。馬克思主義將人類存在的自覺邏輯作為歷史真實的奠基,并把工人階級的自我意識和革命的現實發展置于其中,因此,在馬克思主義者的歷史哲學中,解放運動于個人而言是最有力的證詞。除此,馬克思并未將歷史視為客體對象,在他那里,歷史并非既定,也不服從于專制意志或理性精神,而服從于工人階級的生存境況。那么,究竟是先有促成工人階級形成的理念原則還是先有工人階級已經形成的這一事實? “雖然有文化、心理、職業和意識形態方面的差別,但俄國農民在1917 年還是加入到彼得堡和莫斯科工人的斗爭中,因為俄國農民感到他們的命運是相同的;在成為一種堅定的意志的對象之前,階級已經被具體地體驗到。由此不難看出,對階級的意識毋寧是存在經驗的自然伴隨,存在與存在的意義混合在一起,“馬克思他自己如此寫道:‘并非歷史以人作為達至其自身目的的手段———它似乎作為一個獨立的個人。歷史不過只是追求其自身目的的人類的活動。或者說,人未被歷史所裹挾,而恰恰是個體意志及其實踐的在進行”,歷史也并不為人預設先在的目的,因而無論人或歷史,都不至淪為于對方而言的客體。

  其次,梅洛-龐蒂主張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承認并遵守一種被偶然性包裹著的絕對,這使得它與庸俗的相對主義區別開來。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認識到了歷史中沒有絕對的偶然,歷史事實不從一系列相互異在的條件中產生,但卻形成一個可知的系統并呈現為理性的發展過程。雖然歷史伴隨曲折、沖突、妥協和確立,但馬克思主義者將經濟的、文化的甚至人類的問題都歸結為一個問題,“由歷史塑造的無產階級知曉對那個問題的解決之道。用現代的語言來說,也即認為歷史擁有一個格式塔,……一個趨向于平衡狀態的整一的系統。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實現的解決辦法,人類戰勝自己的力量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合作。然而,1850 年以后的馬克思從其思想中清除了早期的哲學階段,青年馬克思曾意圖實現哲學與實現社會主義之間的完美平行被有利于基礎結構的科學社會主義打斷。結果就是,革命的領地越來越不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更多地是事物和它們的內在必然性??茖W社會主義導致內在于歷史的各種可能性被某種絕對性取代,模糊的開放的邊界隱退的同時,由人事先設定的尺度開始介入對行為活動的判斷,懷著對絕對目的的想往,歷史被要求不斷地透露它的方向,似乎這個方向是其預先應允于人的。

  當被理性與絕對真理相挾的無產階級力量如同舊有權威一樣發展起來時,梅洛-龐蒂發現馬克思主義的著眼點已從人與人之間關系的重建及人與人之間意義的闡明轉移開去,對歷史的理性抱有樂觀。如James Schmidt 所言,1952 年梅洛-龐蒂認識到,歷史事實上已經偏離了馬克思主義者的道路。靜止地將馬克思主義視為一套否定的真理,同時等待歷史重新凝結成為馬克思主義式的格式塔,實際上已然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始終靜待歷史回到其真正意義的一種歷史哲學,不是馬克思主義,它只是康德理性主義的拙劣偽裝。當梅洛-龐蒂從人的存在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聯系來看早期馬克思主義,他將這一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如曇花一現的理論假說嚴肅區別開來,甚至將人道主義的實現愿景寄托于它,將馬克思主義的行動作為對歷史理性的有效踐履,除此,理想和冒險也成為馬克思主義重要的精神品格。但是,僵化了的馬克思主義以無產階級的名義背離真正的無產階級道路時,馬克思主義歷史觀念已發生了實質變化,歷史悄然滑入絕對之中,于是偽馬克思主義成為梅洛-龐蒂另當別論的對象。偽馬克思主義堅稱,除了歷史發展的最后階段,一切都是謬誤;并遵循那些從觀念層面與早期共產主義相應的———‘ 對平均的欽羨與愿望’———對此馬克思只字未提。” “偽馬克思主義在實踐中企圖消解歷史發展本身,并不承認歷史的自在,歷史再次成為客體。

  梅洛-龐蒂如此思考歷史的責任”,堅持歷史理應超越自由思想的種種———目的與行動,處境與意愿,客觀與主觀。它在個體的行動中壓倒個體本身,混淆客觀和主觀,將處境歸咎于意愿,因而當個體感覺到他自身變成為一個無法認識自己的角色或幽靈時,歷史取代了個體。但是,在這角色或幽靈之中,個體必須看見他自己,因為那正是對于他的犧牲品而言他所是的樣子。個體能窺見自己,那是由于歷史的含混將人及其意志和行動放入其中。如同黑格爾討論的個體,個體所意識和確信的,都只是其自身所投入的現實的發生與轉變。因此可以說,梅洛-龐蒂肯定的馬克思主義,“不是西方自由主義所批判和蘇維埃共產主義所擁護的機械唯物主義,道德的精神的價值比如自由,僅被視為歷史發展所需經濟推動力之上意識形態的面具”,而是胡塞爾所談及的立足于主體的交流及公共精神的建構。如果馬克思主義的落腳點從滑落到”,意味著二元對立再次出現,人與歷史的主體間性消解,每一具體個體隱匿于以為導向的進程中,歷史也淪為”,人本身也從其所在的存在的合集中失落。

  四、結語

  梅洛-龐蒂以開放的未完成的系統定義人類世界。他者,是人的存在其偶然與未知一面的例證,他者與處于相互補充的未完成態。歷史具有他者的特質。如我們的身體一樣,在歷史的身體中,一切都有作用,一切都是重要的,有底層結構,也有我們對自身形成的概念,尤其這些概念間的不斷交流———在交流中,物體的力量成了符號,思想成了力量,結論成了事件。歷史與人在對方那里在場”,一方面,歷史總是迅疾地與人的行為發生關聯,另一方面,人在歷史的身體中行進時,其意識和觀念最終構成歷史事件。歷史的邏輯,并不以清晰觀念與個體籌劃的方式產生作用,而以錯綜復雜的政治和賦予團體特定的共同氣質的匿名籌劃作為發生途徑。只要我們還未領會到自身的行為將呈現特定的客觀的意義(這意義與我們自己賦予行為的意義大相徑庭),當它經由我們進入事物之中時,我們會為之驚詫,并無法辨認,且為這種似乎由歷史賦予的自決的神秘力量所誤導。從作為他者的歷史,不難判斷實際上歷史并沒有給予自絕的神秘力量”,它向人所展現的事實本身”,就是人自身參與和要面對的事實本身”———即時地蘊涵人的意念及行動,它是人與歷史相互融入的含混狀態,是一種超越了主客對立的邊界開放的關系。梅洛龐蒂進一步解釋道:“當我說含混時,這并不是指一種從白過渡到黑,肯定黑,然后又肯定白的不穩固思維。我想說的是一種區分事物的各種不同關系的思維,是使這些不同關系參與到對立面中去的內在運動。”“參與到對立面中”,意味著對對立面的主動消解,二元關系走向終止,伴隨主體間性的滲入,這種參與保持為一種相互在對方那里在場的交流。歷史與人即在主體間性中貫通。

  梅洛-龐蒂對馬克思主義的評判尺度基于馬克思主義自身的歷史,他從未成為共產主義者,同時也不持自由資產階級立場進行批判,而是試圖回到馬克思主義本身。馬克思主義是幾代知識分子的希望所在。……但是,當馬克思主義在一個國家取得成功時,它失去了對其勇氣所懷有的信心。它拋棄了它的無產階級道路,重回歷史的舊路:等級、服從、神話、不平等、外交和警察。當馬克思主義固化為教條,不但悖離早期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的存在論邏輯,也將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變成僵死的否定力量。梅洛-龐蒂指明,馬克思主義不是關于主體或客體的哲學,而是歷史哲學。馬克思主義只有抱有這樣的觀念,即認為另一種歷史是可能的,不存在所謂命運之物,人類存在的結局無法預知,它本身就是一次毅然嘗試。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也就是面對世界的開放、未知與日常歷史的偶然性的哲學。不難發現,這一歷史哲學相應于梅洛-龐蒂自己對歷史的理解。在他那里,作為他者的歷史與人共同生成事實本身,而事實本身不斷地再次成為人之存在難以回避的思忖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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