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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偽善的歷史書寫——關于《北鳶》

作者:2017-06-14 16:19文章來源:未知

  一

  對于任何一個當代作家來說,如何處理歷史題材一直是一個棘手的命題。作家在其創作過程中,選擇返歸歷史意味著一個世界的重構。然而大部分歷史所存留的只剩下文字與符號,過去的歷史往往逃脫了作家的個人經驗范圍。如何將個人經驗經過藝術化的處理使其安放于過去的歷史當中,則是對于作家極大的考驗。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這個論斷無疑表明小說承載了主流歷史話語之外的隱秘的心思。葛亮的兩部長篇小說,從《朱雀》《北鳶》,一直進行著關于歷史的寫作嘗試。那么我首先需要提出的問題是:在歷史小說當中,個人與歷史的關系是什么?究竟是個人建構起特定時代的歷史,還是復雜的歷史驅使了不同命運的個人

  顯然,這個問題很難有一個絕對的答案,不同作家的選擇方式不盡相同。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歷史與個人的關系并非簡單的互斥。然而作為一個讀者,當文本處在了一個陌生的場域之時,喚醒自己內心情感的往往并不是教科書一般的歷史符號,而是穿越歷史的諸多元素。正如劉再復評論張愛玲時指出:張愛玲的才能不是表現為歷史家特點,而是表現為哲學家特點。也就是說,她有一種超越空間(都市)和超越時間(歷史)的哲學特點。如果作家的寫作目的只是為了重寫歷史事件,那么其所創作的文本對于讀者的意義恐怕與史書無異。不過這并不是簡單的否定作家筆下的歷史作用,反而是對于其做描繪的歷史有了更高的要求:歷史不僅需要提供文本的舞臺背景,文本中的人物是否能與歷史進行有機的對話,都是作家需要仔細思考的問題。自《北鳶》出版伊始,《朱雀》與《北鳶》就被冠以南北篇的名號。僅從寫作意圖上來說,《朱雀》與《北鳶》顯然存在著相當多的共性。無論是葛亮在《北鳶》的前言中所說的:中國近代史風云迭轉。人的起落,卻是朝夕間事,或是他在《朱雀》正文前所附的一個南京市地圖,都表達了自己的寫作意圖——重構一段過去的歷史。然而正如同海登懷特所指出的那樣:歷史學家對于歷史的編纂并不是簡單的事件記述,而是在文本之下隱藏著故事性的編排。簡單的歷史羅列都能存在著作者的意圖。那么,讀者有理由相信,歷史小說中事件與人物的內在理路并不僅僅是歷史的復現,而是作家觀照世界方式的投射。

  然而遺憾的是,作家筆下的歷史背后的諸多隱蔽因素經常為批評者所忽視。葛亮之所以會被稱為學院派作家,往往是在于他在進行描寫時技巧的純熟與細膩,并且這種細膩再被批評者修飾以他的文人家族史、香港作家等諸多符號,更使得其成為了當代文學譜系中的一個特殊化的存在。但是,描寫的成熟并不能意味著一個人的創作就可以有了絕對贊許的可能。我之所以使用觀照這個具有宗教意味的詞語,而并非描寫,即想表明:作家的寫作不僅僅闡釋了作家如何分析、認識世界,更是作家心中關于人性乃至于神性的思考的外延。這也正是莫言所說的:大悲憫。批評者如果僅僅關注于作家的寫作技巧,無疑是一種盲目。

  二

  謝有順曾經談到過自己聽格非說過的一段話:有一次, 我聽格非在演講中說, 當代作家寫歷史, 一般都不敢寫器物,為什么?因為他沒有這方面的常識, 即便寫, 也寫不好。像蘇童的《妻妾成群》, 可以把那種微妙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寫得入木三分, 但他還是不敢輕易碰那個時代的器物。能使讀者感受到文本真實與情感的往往并非教科書上宏大的歷史事件,而是日常的細微末節。一個讀者的閱讀的過程并非簡單的信息獲取,而是通過作者所編排的文字從而逐漸引起自己內心情感的喚醒。而越為繁復的描寫,其內在邏輯越為復雜,引導讀者去喚醒情感的深度也就越深,對于作者的要求也就越高。葛亮在《朱雀》中嘗試恢復歷史的途徑是使得眾多宏大的歷史事件進入文本中,然而當真正進入描寫的時候,葛亮的個人經驗頓時變得捉襟見肘。如果說葛亮的古代描寫尚且表達了自己的古典文字功底,那么,當歷史進入現代與傳統的中間地帶時,葛亮變得相當窘迫。程云和與老魏的死亡,看上去充滿了時代的悲劇,卻只是逡巡于情感的表達。讀者甚至可以在諸多相似的現代都市題材作品中找到類似的情節與人物。葛亮無力進行進一步的思考——更何況這種情感也符合大眾簡單的歷史想象。這種無力最鮮明的表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終結:周恩來、毛澤東的去世在文本中除了一個符號化的時間沒有留下任何痕跡。這并不是葛亮的疏忽,而是他無法進入過去的歷史當中,對于人的思想的種種細微變化,自然也無從理解。這段歷史不僅僅是自己的生活經驗之外,他獲取生活經驗的來源——他的長輩,所熟悉的時代也同樣沒有提供給他生活經驗的傳承。

  在《北鳶》當中,葛亮無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他將歷史的長度盡量收縮,而將他所擅長的家族描寫盡量延展,并索性直接以家族關系為線索進行敘事。很顯然,在《北鳶》當中,葛亮選擇并不直接介入歷史,而是以家族的形式以考察歷史中的家國關系。他在前言中說:那個時代,有大浪淘沙的沉淀,這種沉淀既可以解答為人性的沉淀,也可以推而廣之,解答為民族的文化心理。然而,《北鳶》是否真的表達出了大浪淘沙后的歷史厚重?我以為否。葛亮的筆下的家與國、民族與歷史,共同隱藏的并非歷史的厚重。而是葛亮的傳統知識分子的對于歷史與家族的脈脈溫情。首先,我需要指出,我并不是以現實主義傳統為價值標尺來評價《北鳶》。但是當一個作家的寫作背后的思想表達出不斷重復的傾向時候,獨有的寫作方式并不能成為對于這種重復的辯解。雖然《北鳶》當中,葛亮的技巧依舊純熟,兩條家族的敘事線索在歷史中不疾不徐的展開,并隨著歷史的變幻或浮或沉,葛亮的思想隨之滲透到文本的日常肌理當中——這仿佛是一個非常成熟的結構。然而,一旦葛亮的想象受到挑戰的時候,葛亮返歸到了自己的溫情來解決一切家族在歷史中受到挑戰的問題。這種逃避最明顯就是在《北鳶》描繪死亡的時刻。當盧家人面對土匪的劫持的時候,瘋癲的昭德以一種超現實的方式回歸了清醒,并且綁架了土匪的頭領,拯救了整個家族。馮仁玨和言秋凰投身于革命,一個因為運送藥品死在獄中,另一個則舍身刺殺了日本軍官。這兩人的死看上去異常悲壯,然而卻與革命小說情節幾乎沒有任何差異。最能體現葛亮溫情的,無疑是最后永安的死的圖景:疊的整齊的白西裝上,隔著一副袖扣。白銅鍍金,永安極其珍惜。他告訴過文笙,是秀芬送他的新年禮物。愛情的溫情消解了人性與歷史的悲劇,葛亮再次封閉了自己的描寫,滿足了自己的想象??梢哉f,在這種溫情當中,歷史只是看似自足的存在于葛亮所構建的想象化的文化之中。事實上,在閱讀《北鳶》的時候,讓我想起最多的并不是張愛玲的作品,也不是王安憶的《天香》,而是陳忠實的《白鹿原》。葛亮對于歷史的溫情與陳忠實在《白鹿原》中對于儒家文化的期許有著某種共通之處。一如陳忠實將儒家的美德賦予給朱先生、白嘉軒,葛亮將文人的溫情賦予給了筆下的兩個宗族家庭之中的人物。然而,《北鳶》卻在一個方面與《白鹿原》有著本質的區別。雖然陳忠實對于儒家也有著脈脈溫情,但時他確實讓文化與歷史進行了真實的對話,得出了一個尷尬的答案。正如南帆所指出的:某些時候,儒家文化可能演示出現實主義情節,儒家文化烙印在許許多多日常細節之中;另一些時候,儒家文化已經退化為遙遠的傳說,成為一種脫離現實的想象性虛構。這種尷尬在白鹿原的后半部分演化成了一個不再介入歷史的多智而近妖的朱先生。某種意義上來說,這種期許最終抽身于歷史當中。而葛亮則不同。自始至終,他的溫情一直在保護他想象中的歷史。

  三

  在某個年度榜單對于《北鳶》的評論中這樣寫到:

  《北鳶》的故事清雅、素淡,語言韻味層疊,情節凝練環扣,輕盈卻不浮泛,在以為主要書寫著力點的中國當代文學里,實在別具一格但是筆觸之絕不等于思想之。正如竹內好所說的:使文學者成為可能的,是某種自覺。正像使宗教者成為可能的是對于罪的自覺一樣,某種自覺是必要的。正像通過這種自覺,宗教者看到了神一樣,他使言語找到了自由。不再被語言所支配,而反過來處在支配語言的位置上。人通過被誤讀的言語而理解世界。如果作家沉浸于一種特定的話語并認為其邏輯自洽,那么他所描繪的圖景的重復是一種必然。

  返歸葛亮,他的出身、教育都使得他對于過去的文人歷史有著充分感受。無論是《朱雀》還是《北鳶》,都在卷首寫下了一句:獻給我的祖父葛康俞教授。我無意探究他的教育或是身世究竟給他帶來多大的影響,但是返歸文本當中,這種時常出現在他文本當中的文人溫情無疑是承繼于他祖父的生活經驗。葛亮心中的文人溫情無疑使他認為洞悉了人性的深處。他在《七聲》的前言中這樣寫到:這樣的聲音,來自這世上大多數人……這聲音里,有著艱辛的內容,卻也聽得到祥和平靜的基調……生活的強大與薄弱處,皆有了人之常情作底,人于是學會不奢望,只保留了本性的執著。然而在真正的強大與薄弱處時,葛亮也給不出一個真正的答案。事實上,我一直疑問的是為何這種一以貫之的溫情能一直出現在葛亮的大部分創作中。如果說《朱雀》、《北鳶》中的溫情是因為葛亮的個人經驗不足,那么為什么他在處理現代生活問題的時候,溫情仍舊會時隱時現?《北鳶》的種種細節或許隱藏著葛亮溫情的內在原因。在《北鳶》中,有不少這樣的描寫:在這樣的臉(眼睛)中,有一絲柔軟的(不易察覺的、深邃的東西)”然而遺憾的是,隱藏在這種難以名狀的情感背后的并不是人性的隱秘,而是歸命”——這是葉師娘在盒子上找到的梵文詞語。葛亮自身的宗族經驗使得他往往將血脈與命運相混同,筆下人物的一切都將從屬于宗族魔咒般的命運安排,這是《北鳶》中的內在理路。

  而《北鳶》當中,最為貼近命運的符碼無疑是題目中的紙鳶。陳思和在序中這樣寫到:第五章第三節,寫毛克俞教學生繪畫,盧文笙花了一個大風箏取名命懸一線四個字,毛克俞說放風箏,與牽一發動全身同理,全賴這畫中看不見的一條線,才有后來的精彩處。不如就叫一線生機吧。其實這兩個成語意思仿佛,不過是從不同的立場來理解,死與生都維系在這一條線上。”g 然而,葛亮真正傳遞給讀者的則是類似于風箏的一條看不見的命運線。是的,風箏的線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方式,它可以理解為是風箏自由飛翔的一種代價,避免風箏過度失控,但我感受更多的是它束縛了一切的可能,這條隱藏的線看上去不易察覺,卻完全不允許一切外物的沖擊。

  正如同文笙告訴雅各的那樣,放風箏要順勢而為。而雅各在整部作品的最后也確實做到了——他順著自己血脈中的命運,成為了一個精明的商人,命運再次昭示了它的強大能力。這時,重新回到最初的問題,我希望反問葛亮:如果當個人已經完全從屬于歷史與命運,小說還有意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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