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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全球史學家們的機遇和挑戰

作者:2017-06-05 18:51文章來源:未知
  全球史并不意味著講清楚這個世界的所有故事。研究的對象不拘泥于“何謂全球性”,而是強調聯結過程、參與規模,最重要的還是融合。民族史學的主導地位已經成為過去。不過,歷史學家們好不容易抓住了全球化浪潮,沒過多久,情況又發生了變化。那么,今天,在反全球化的時代中,回顧全球的歷史又有什么意義?那些聚焦全球化的敘事將被如何看待?
  前不久,著名歷史學家林·亨特在其著作Writing History in the Global Era(《在全球化時代書寫歷史》)中滿懷信心地表示,如同國別史之于國家建構的鼎盛時期——從里到外重新改造了建國者們,強調全球立場的歷史方法為我們這個時代所接納,而全球史對應的是開放包容的世界公民。談到全球化的轉向,或許應該提一下德國歷史學家尤根·歐斯特哈默。當The Transformationof the World:A Global History of the 19th Century(《世界的轉型:一部19 世紀的全球史》)英文版出來后,有評論家給作者打上了標簽:“新”的費爾南·布羅代爾。在德國,這本書同樣引起了轟動。據說某日,歐斯特哈默在康斯坦茨大學的辦公室接到了默克爾的電話。彼時,這位摔傷骨折的德國總理正在進行康復治療,其間她把1200 頁的“大部頭”讀完了。迷戀于中國的崛起以及數字化的影響,默克爾將包括歐斯特哈默在內的全球史學家視為可以提供答疑解惑的智者,因此她特意邀請對方出席自己的60 歲生日宴會,為賓客們講一講時代與全球視角。
  近代史的實踐一直圍繞著占據主導地位的國家,大多數的歷史就是民族國家的歷史。無論漫步于實體書店還是訪問圖書網站,在歷史與人物傳記的書架(欄目)前,你會發現,與愛國主義有關的歷史人物和英雄往往是最顯眼的主角,內容占比也是最高的。以美國為例,沃爾特·艾薩克森(《本杰明·富蘭克林:一個美國人的一生》)、大衛·麥卡洛(《杜魯門》《約翰·亞當斯》)、多麗絲·科恩斯·古德溫(《林肯與勁敵幕僚》)通過各自的作品讓數百萬的讀者了解了這個國家的過去和現在。
  伴隨全球化的出現,原本局限在國界之內的陳舊想象遭到了沖擊,歷史學家們對于時代的變革迅速做出反應。柏林墻的倒塌、國家資本主義保護壁壘的瓦解、集裝箱遠洋運輸的繁榮、國際大都市的興起,諸如此類的重要場景不斷更新著人們生活的范圍和觀念。從申根協定(1985)、北美自由貿易協定(1993)到世界貿易組織(1995),國際融合的程度在不斷加深。盡管目前也面臨著一些問題,但簽訂這些協議的初衷是為了創造一個沒有國界的世界。“世界正在變得平坦。”
  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中提出全球化的趨勢不可阻擋。“我沒有啟動它、你不能阻止它。”他在給女兒的信中寫道,“除非是付出沉重的代價,犧牲人類的發展和你們的未來。”
  作為世界上唯一主導的力量,全球化在演進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新的流派,被稱為“愛國全球主義”。薩曼莎·鮑威爾的A Problem from Hell: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來自地獄的問題:美國與種族滅絕時代》)、菲利普·古里維奇的 We Wish to Inform You That Tomorrow We Will BeKilled with Our Families(《我們想告訴你明天我們和家人一道將被殺害》)以及亞當·霍赫希爾德的著作都將可怕危機中的英雄人物設定為維護人道主義的世界制造者(worldmakers),而不是國家建設者(nation-builders)。與此同時,一些講述共享這個世界未來的故事越來越多,對應的則是普遍依賴于碳排放的過去。1992 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全球峰會讓“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成為一個超越國界的流行詞,并在此后推動了環境史學的發展。時間倒退20 年,還沒有哪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阿爾弗雷德·克羅斯比的 The Columbian Exchange(《哥倫布大交換》)——書中描繪了新世界的生物種群在融入歐亞系統后對生態所造成的影響。而時至今日,這本書已然是圣經一般的經典。
  2006 年,研究全球史的學者們正式登上舞臺。Journal of Global History(《全球史雜志》)問世,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帕特里克·奧布萊恩提出為“我們全球化的世界”開展新的宏大敘事的研究。在此背景下,歐洲、日本、中國、巴西等地,尤其是美國,紛紛推出新的課程、研究中心和博士項目。在經歷了數年招生不佳、專業水平下降以及歷史學博士的就業低迷后,全球史讓歷史學從業者看到了重獲公眾矚目的希望。一時之間,全球史開始風行起來。賈雷德·戴蒙德的書(指《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梳理了橫跨13000 年的全球歷史,在機場書店變得十分熱銷。斯文·貝克特的Empire of Cotton:A Global History(《棉花帝國:一部全球史》)獲獎頻頻,在亞馬遜網站的暢銷書排行榜上,列“時尚與紡織”類別的第一名。
  在美國的大學歷史系,以往研究的重心無外乎美洲或歐洲地區;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同樣是以國家為核心。歷史就是民族國家的歷史,關于這個國家的人民和這個國家的起源。隨著社會與文化歷史的出現,研究對象從總統、首相轉向了好萊塢的演員、制衣廠的工人。但基本的研究框架仍以國家為主,歷史學家聚焦于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或者是法國農民向市民的轉變。
  其中也有一些對東亞或者拉美略知一二的歷史學家,在普林斯頓大學,這樣的人被標注為“非西方歷史學家”。凸顯這種差異或許是為了裝點門面,而非叫板以國家為主的研究范式。當然也有例外,比如研究移民以及散居在國外的族群。即便如此,在實際研究過程中,國家這個龐然大物的影子幾乎無所不在。
  所謂的世界歷史(world history)已經存在了很長一段時間。在一般的課程中,世界歷史的學習就像是一場旅行——以“西方文明”為參照系,探究時間上領先或者接近的其他文明。西方工業文明可以追溯到20 世紀初葉,等到1960 年代成就了一種遺產時,“世界歷史”或者取而代之以“世界文明”被用來解釋西方的勝利。如果引申出去,還有西方以外世界的衰落。盡管后來的全球史學家也開始研究別的文明,但在當時,學者們更多地是借用其他地區來輔助闡釋西方。這不是全球史。進入上世紀80 年代,其他地區不再是衰落的同義詞,西方也不再等同于“興起”一詞。在某種意義上,其他地區對于重新定義西方的目的構成了挑戰。塞繆爾·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對抗與競爭依然是歷史的驅動力,柏林墻的倒塌不過是宣告了舊有的、更深層次的文明沖突的回歸。曾任美國總統首席戰略顧問的史蒂夫·班農在2014 年預言:“一場大戰正在醞釀,并且這場戰爭是全球性的。”
  從公元1300 年的絲綢之路到2000 年裝備渦輪增壓系統的供應鏈,各種交流與對話讓全球史的圖景呈現出布滿交集的網格狀。三桔·薩布拉曼洋率先提出“聯結的歷史”(connected histories),通過旅行、探索、翻譯等活動,以及圖書、銀器、鴉片等商品的流通實現移動的歷史(histories thatmoved)。他因此認為,在西方興起之前,世界是聯結在一起的。全球史的另一個角度是關注不同社會之間的彼此依賴。西方的興起越看越像是對其他地區的依賴,而不僅僅是一種回應。彭慕蘭在The Great Divergence: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展》)一書中以中國為比較對象,揭示了早期的西方并沒有任何明顯的、完全為西方獨有的優勢,僅憑西方一己之力來實現奇跡般崛起是不可能的。也有一些全球史學家對從屬于非洲奴隸貿易的保險、銀行和船運公司進行統計——歐洲奇跡,簡而言之,實則是一次全球性的大收成。
  全球史并不意味著講清楚這個世界的所有故事。研究的對象不拘泥于“何謂全球性”,而是強調聯結過程、參與規模,最重要的還是融合。“如果你沒有在明確地從事跨國的、國際的、全球的項目研究,你必須解釋為什么不。”戴維·阿米蒂奇直言,民族史學的主導地位已經成為過去。歷史學家們好不容易抓住了全球化浪潮,但是沒過多久,情況又發生了變化,這讓他們有些難以適從。一場強有力的政治運動主張反對“全球主義”(globalism)。白人至上主義者和普京的擁躉們喊出的口號是“全球主義是毒藥,國家主義是解藥”,特朗普的表達相對溫和:“我們的信條是美國主義,而非全球主義。”法國總統候選人瑪麗娜·勒龐甚至公然宣稱,民族主義右翼勢力將在2017 年迎來覺醒?,F在看來,歐斯特哈默被默克爾邀請是一件很難想象的事情,因為置身于這樣的語境下——國家至上的狂熱與民族主義的復蘇,回顧全球的歷史又有什么意義?在反全球化的時代中,那些聚焦全球化的敘事將被如何看待?
  全球史的記錄者和研究者本身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如果沒有英語語言的全球化,全球史研究就沒有開展的可能,但英語成為“地球語”的背后又悄然建立了一種新的語言等級制度,同時也降低了人們學習其他外語的熱情。不懂外語,又如何去研究英語世界以外的歷史?根據現代語言協會發布的報告,在美國大學里,學習外語的人數自2009 年起就出現了不斷減少的趨勢。另一方面,全球史研究似乎難以擺脫西方中心論。2013 年,一項針對57 所大學歷史系(英國、美國、加拿大)的調查顯示,歷史學家們仍對西方保持自覺的忠誠。在英國,只有13%的學者研究非西方(東亞占1.9%);在美國,對非西方世界感興趣的歷史學家不足1/3。在英語文化圈外,情況更加糟糕。在所有說德語的大學里,研究非洲歷史的學者居然只有5 人。
  如果我們鼓勵對于遠近不同的陌生族群進行有價值的敘事,那么歷史研究就應該變得更具全球性,更加嚴肅地對待其他類型的語言和歷史講述。如果我們希望探究全球化轉型的歷史深處,那就需要學會聆聽另外半個地球,并且與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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