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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形勢與策略:毛澤東提前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原因

作者:2017-06-24 18:39文章來源:未知
  關于新中國成立后的道路選擇,毛澤東第一次創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科學概念。他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而這兩種革命之間又需要做好“銜接”和“過渡”,橋梁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即是說,首先需要進行新民主主義建設,等到條件具備時再通過社會主義革命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指出,像中國這樣經濟文化落后的國家在民族民主革命勝利之后,需要存在一個相當長時期的、具有過渡性質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
  毋庸置疑,“我們黨在建國之初,要搞一段新民主主義,是真心實意的”。雖然黨和政府的正式決議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存續時間沒有明文規定,但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幾個主要領導人的設想大體是相同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大約需要10年、15年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毛澤東對此的估計更為謹慎,他最初估計過渡時期是15年,后來又對黨外人士說大概需要“二三十年”。然而,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經過短短三年的實踐即告終止。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的會議上,第一次談到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決定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從1953年社會主義改造開始,新中國邁上了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新征程。這樣,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戰略構想正式退出歷史舞臺。因此,由原來設想的經歷一個相當長時期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階段變為從現在開始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由先實現國家工業化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變為“一化三改”即社會主義工業化與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由有節制地“廣大發展資本主義”變為改造并逐步消滅資本主義。
  學術界普遍認為,毛澤東提前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是內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有學者稱,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本身的不徹底性及毛澤東對當時的主要矛盾判斷錯誤是導致其放棄新民主主義道路的重要動因。還有學者指出,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的最根本原因是“對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根本問題在理論上沒有弄清楚,特別是對社會主義本質與社會主義基本特征的關系及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關系這兩方面缺乏深刻認識”。還有學者從俄國經驗的影響方面進行原因探討,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所處程度的認識處于一種不確定的狀態之中,因此堅信“既然俄國1917年資產階級二月革命勝利后,布爾什維克并沒有允許俄國發展資本主義就緊接著發動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十月革命,中國為什么不能照此辦理呢?”
  本文對學界的主流觀點持保留意見。一方面,筆者對新民主主義本身具有理論缺陷及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缺乏理性認識的觀點不予贊同。新民主主義論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產物,它完全符合落后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應遵循的基本規律和具體路徑。由于新民主主義社會尚處于摸索階段,其理論深度有待進一步完善,但這不能構成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的動因。換言之,如果毛澤東對新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發展階段認識不足,那么從一開始就不會走上新民主主義的過渡道路。另一方面,就蘇聯模式的影響,筆者雖認為這是構成毛澤東放棄新民主主義道路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他并非片面地照搬蘇聯經驗,更多的是受蘇聯方面不能認同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一“現實壓力”的影響?;诋敃r的國際形勢及國家戰略的考慮,毛澤東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并迅速開始向社會主義轉軌。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出發點和切入點是毛澤東提前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旨在強調“提前”,亦即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所持續的時間僅為短短的三年,較之于先前所預想的二三十年可謂“提前放棄”?;诖?,本文不做理論層面的原因探討,而是將落腳點放在當時國際國內形勢這個大背景下去探討,盡可能地挖掘其現實原因。
  一、對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國內經濟、政治形勢
  的估計
  早在七屆二中全會及新中國成立之初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中國共產黨人就明確了全國革命勝利后的方向,并規定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從經濟上講,新民主主義社會采取以國營經濟為主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經濟體制;從政治上講,新民主主義社會實行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形式。直到1951年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三年準備、十年計劃經濟建設”,毛澤東仍堅信新民主主義社會應當繼續下去。之后不久,隨著新民主主義時期國內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特別是新民主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社會主義因素日益成熟,毛澤東適時地調整了自己的戰略部署。為防止資本主義卷土重來,毛澤東開始考慮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主張盡快向社會主義過渡。
  (一)對土改之后農村發展形勢的估計
  1950年,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相關原則和辦法,全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廢除了地主階級封建土地所有制,實行農民土地所有制,大大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然而,毛澤東看到農村的發展形勢存在著自發走向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趨勢。他甚至認為,1952年土改完成后,是否繼續搞新民主主義關涉未來中國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東北地區作為最早完成土地改革的一個地區,在貫徹執行新民主主義經濟政策的過程中農民豐衣足食,農村發展得到了一個相對自由的空間。東北的黨組織和農村工作干部認識到,為防止自由競爭走向資本主義的路線,需要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向發展、逐步走向社會主義的農業集體化。與此同時,中共山西省委提出應當把互助組提高為合作社以動搖私有制基礎的意見,他們認為“富農方向已經是農民自發的一個趨勢,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好會發生兩種結果:一個是使互助組渙散解體;一個是使互助組變成為‘富農’的莊園”。毛澤東肯定了山西省委的意見,同時對劉少奇、薄一波等堅決維護的“新民主主義秩序”表示了反對意見。他指出:“既然西方資本主義在其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工場手工業階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動力機械、而依靠工場分工以形成新生產力的階段,則中國的合作社,依靠統一經營形成生產力,去動搖私有基礎,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說,必須在農村進行生產關系變革,消滅富農經濟和個體經濟。否則,“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
  (二)對“五反”運動中暴露出的私營工商業問題的反思
  新中國成立初期,針對一些不法資本家為牟取暴利而進行的違法活動,在私營工商業者中開展了一場“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的“五反”運動。雖說這一時期的任務只是打擊和削弱資產階級,而非徹底消滅資產階級,但這場運動卻暴露出資本主義消極的一面。毛澤東認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我黨對資產階級警惕不夠,導致他們在調整工商業中又猖狂起來。我們應當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打擊其囂張氣焰。事實上,早在1948年9月,毛澤東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指出:“現在點明一句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之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外部就是同帝國主義的矛盾。”
  這一時期,通過反思“五反”運動中暴露出來的資產階級天生的軟弱性,毛澤東更加堅定“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已成為社會主要矛盾”的判斷。他認為,如果繼續保留私人資本主義成分,勢必妨礙社會主義過渡任務的早日完成。因此,對資本主義逐漸地不再提“廣大發展”了,而改為對資本主義既要利用又要限制,進而改造和消滅了。
  (三)對國營經濟和私營經濟所占比例的估計
  1952年9月,中共中央書記處召開會議討論“一五”計劃的方針,毛澤東提出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戰略構想。這主要是基于他對當時國營經濟和私營經濟成分所占比例的估計得出的結論。毛澤東認為,雖然新民主主義實行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但是有關國家經濟命脈和操縱國計民生的事業,必須由國家統一經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必須受社會主義經濟的領導。1952年10月20日,劉少奇受毛澤東委托給斯大林寫信闡述我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設想,稱“中國現在的工業總產值,國營企業已經占到67.3%,私人企業只占32.7%。……在十年以后,中國工業將有90%以上是國有的,私人工業不到10%,到那時,少數資本家可能完全處在社會主義的包圍之中”。
  顯然,此時的毛澤東認為國營經濟的大好前景同私營經濟的萎縮現實形成了強烈對比,這說明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已經具備了現實可能性,同時也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具優越性的集中體現。不久,毛澤東逐步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并開始籌劃社會主義改造事業。1953年6月1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批評了“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主張,他說:“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不去搞社會主義改造。這就要犯右傾的錯誤。……過渡時期天天都在變動,天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
  二、對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國際形勢的估計及來自蘇聯方面的壓力
  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領導人主張在新民主主義條件下實現國家的工業化,等條件具備后再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1952年9月,又轉而主張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這與中國當時所處的國際大背景及蘇聯方面施加的現實壓力有著直接關系。一方面,在國際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相互對立,我國處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排擠之中。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采取封鎖、包圍、敵視的態度,朝鮮戰爭的爆發,中美關系跌入低谷,在客觀上關閉了中國向西方學習的大門。另一方面,我國視蘇聯為“老大哥”,蘇聯方面對中國道路的態度影響了中共領導人的戰略決策。
  一直以來,斯大林對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持懷疑態度。斯大林終止了列寧的“過渡時期理論”和“新經濟政策”,從生產關系上消滅了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因此,斯大林對中國根據自身國情制定的新民主主義方案不以為然,甚至提出批評。從政治上來講,他認為全國革命勝利后的中國工人階級并沒有上升為“當權的統治階級”,而且“新政府吸收全國居民中的一切階層,其中也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合作,反映了黨內流行著階級斗爭熄滅的觀點”;從經濟建設方面來講,蘇聯方面批評中共“給城市資產階級自由過多”,“在農村有指望農民即富農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因而“中國的城市和農村都存在著資本主義完全復辟的嚴重危險,而且中共領導并沒有看到這種即將發生的危險”。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的勝利必須以消滅資產階級為斗爭目標,中國既屬于社會主義陣營就應當走蘇聯式的“正統”的社會主義革命路線。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提倡“公私兼顧”“勞資兩利”“保存富農經濟”“允許雇工剝削的存在”等,都是他所不能理解的。他甚至擔心毛澤東在效仿南斯拉夫修正主義路線,可能會成為世界上第二個鐵托。
  關于國家建設的重大問題,中共中央一度謹慎地征求斯大林和蘇聯方面的意見。1952年8月,周恩來在訪蘇時向斯大林報送了《三年來中國國內主要情況及今后五年建設方針的報告提綱》(以下簡稱《提綱》)?!短峋V》中說明了新民主主義的前途一定是社會主義,但沒有明確說明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具體時期,更沒有在“一五”計劃草案中列入社會主義改造的內容。斯大林對此很不滿意,并流露出只愿意支持和援助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而不是新民主主義建設。值得一提的是,1952年前后,東歐一些國家直接由民主主義國家跨入社會主義國家,未經過任何類似中國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中間道路”。
  這也直接影響了毛澤東對當時局勢的判斷,因此,他慎重思考了蘇聯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偏見及“中國向何處去”的現實課題。1952年9月,中共中央經討論決定開始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接著,劉少奇訪蘇參加蘇共十九大,向斯大林轉達了毛澤東的這一意愿。斯大林接見了中共代表團,對中共的這一主張表示贊同,并敦促中國盡快向社會主義轉變。從此,中國效仿蘇聯走過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走上了國家工業化和社會主義改造同時并舉,提高生產力和改革生產關系同時進行的新道路??梢哉f,當時國際環境的惡化和對國際環境的過度反應是導致毛澤東提前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的重要原因。
  三、對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策略意義的估計
  毛澤東站在國家戰略的高度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理論。他強調“只有經過新民主主義才能到達社會主義,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天經地義”。不久,毛澤東否定了自己的這一設想,主張提前放棄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并開始考慮向社會主義過渡。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本身的過渡性質及策略意義。在毛澤東看來,新民主主義社會雖然是必經的一個時期,但不能允許其作為一種社會形態長期存在下去,否則就有走向資本主義的危險傾向。這也正是毛澤東與劉少奇關于是否繼續“鞏固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的主要分歧所在。
  (一)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是一個過渡階段
  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東方社會發展理論”,認為只要具備一定條件,落后國家也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毛澤東遵循了這一規律,主張通過不斷地變革生產關系來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因而主張盡快地向社會主義過渡。在《新民主主義論》發表后不久,1940年3月4日,毛澤東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新民主主義是暫時的,過渡的,是一個樓梯,將來還要上樓,和蘇聯一樣。”可以看出,對于新民主主義社會,毛澤東更強調其過渡性和短暫性,而沒有把它當作一個相對獨立的、穩定的、長期的社會發展階段來看待,最終仍要走“蘇聯走過的路”?;诖?,早在中央決定從1953年執行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之時,毛澤東就開始思考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問題了。1952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上強調,“我們現在就要開始用10年到15年的時間基本上完成到社會主義的過渡,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長時間以后才開始過渡”。
  (二)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是一種統戰策略
  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時期,考慮到國共兩黨政治力量的對比,只有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才能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也只有團結各革命階級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才能夠鞏固民族統一戰線,從而為進一步爭取無產階級自身的政治地位打好基礎。民族資產階級不僅代表了當時先進生產力的發展方向,而且是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因此,爭取民族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成為統一戰線的題中應有之意。新中國成立后,國內社會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務相繼變化,革命力量和革命對象也相應發生變化。隨著國民經濟的逐漸恢復,不再提“節制資本主義”,而是限制和改造資本主義。1952年6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關于民主黨派工作的決定(草案)》上加寫的批語中明確表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由此可見,毛澤東從一開始就對新民主主義社會道路的策略意義進行了準確定位。早在1937年5月,毛澤東就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特殊性質做了界定,“按照社會經濟條件,它雖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但是按照具體的政治條件,它應該是一個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而不同于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因此,它的前途雖仍然有走上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時又有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這后一個前途”。這表明毛澤東在醞釀新民主主義社會論時已經預測到它可能存在著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危險,再等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國家工業化實現了、生產力水平提高了,盡管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物質技術基礎打好了,但如果那時資本主義因素占據了有利地位,再想通過革命的手段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社會主義國家將是極其困難的。
應當指出,毛澤東從新中國成立之初的特殊國情出發,為鞏固社會秩序、改變國家落后面貌提出迅速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構想,有其歷史合理性,但在物質基礎薄弱的前提下進行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改造,不免會陷入“窮過渡”“人為過渡”和“超前過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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