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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的建構路徑

作者:2017-06-15 17:18文章來源:未知
  ??抡J為知識是“話語”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知識話語會對社會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力。習近平在2016 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座談會上提出當前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構建成果不足,導致馬克思主義式微,甚至在有的領域被邊緣化的問題,對哲學社會科學界提出期望和要求。如何加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術話語體系是關系到中國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在艱難的條件下獨立探索,建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知識話語體系,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廣泛傳播的學理基礎和理論支撐。尋根問源,探尋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中的學術話語建構路徑對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學術話語體系建設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一、在學術研究實踐中創建中國馬克思主義學科話語體系
  20 世紀30 年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具有了相當程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積淀,建立起濃厚的理論旨趣,創造性地將馬克思主義引入各學科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創立馬克思主義學派。從此以后,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學術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國統區的上海和解放區的延安為中心,一支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成長起來,掀起了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國化的研究熱潮,經歷了不斷地研究、創新、反思和曲折而艱難的發展過程,最終建構起獨特的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體系。
  郭沫若開創性的將唯物史觀運用于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從此開創了中國史學新的研究范式,開辟了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國化之路。在郭沫若的影響下,呂振羽、翦伯贊、侯外廬等一批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也沿著這一路徑展開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他們一方面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考察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一方面深入研究中國考古實物資料,拓寬了中國古代史研究視域,在中國古代史研究、特別是先秦史研究領域有了重大突破。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用唯物史觀考察中國近現代史,提出了新的認識和重大學術研究成果,明確了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歷史任務,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提供了學理支撐。在他們的共同努力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思想史研究、革命史研究、啟蒙史研究和中國通史研究中都有了新的突破。以翦伯贊撰寫的《歷史哲學教程》為代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方面取得卓越成就。隨著研究的深入,他們逐步克服了初期的機械主義和公式化傾向,樹立了實事求是、科學考證、嚴謹治學的優良學風。在他們艱辛地獨立探索中,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研究視域日漸寬泛和深入,研究的學術理論成果也日漸豐厚,并呈現多樣化趨勢,獲得了中國史學界的認可和贊譽。馬克思主義史學學派成為中國史學的主流學派,建構了完善的史學學術話語體系,帶領中國史學跨向了現代的、科學的研究視域和語境。美國學者德里克在《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談到“唯物史觀”對中國史學產生影響力,他指出革命時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社會經濟歷史的發展奠定了唯物史觀在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地位。
  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學術話語的建構經歷了最為艱難的探索過程,也取得了最豐碩的學術成果。經歷了20 年代的科玄論戰之后,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青年中得到更廣泛的傳播,馬克思主義哲學以它的科學性得到人們的理解和接受。瞿秋白以他獨特的求學經歷和視角打開了中國研究馬克思唯物辯證法的視域。從此,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隊伍從人類本體的歷史進路和宇宙本體的存在進路兩個視角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李達則在30 年代以實踐為基礎建構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體系,他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辯證法,稱之為“實踐的唯物論”。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有著巨大的影響力。李達建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甚至高出了同期蘇聯的研究。艾思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上的理論貢獻則主要在于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的研究。“他所撰寫的《大眾哲學》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上最有影響的一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讀物。此書的出版也標志著理論文化工作者探索哲學通俗化、大眾化的重要開端。”雖然通俗化和大眾化把本來相當復雜而深奧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簡約化,為后來的研究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但在當時對于馬克思主義知識話語的建構卻是功不可沒。他探索用大眾可以接受的、民族的、民間的話語詮釋馬克思主義哲學,對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體系建構的勇敢嘗試。這種探索對今天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仍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陳伯達后來犯了政治錯誤,但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也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他提倡辯證地處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挖掘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近代思想的合理因素,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民族化的發展路向。雷蒙德·懷利研究發現陳伯達的這一思想和探索對毛澤東重估中國歷史文化遺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而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發展具有轉折性意義的哲學家則是毛澤東。身兼政治家、革命家和哲學家的毛澤東具有與從事理論哲學研究的哲學家們不同的哲學立場和思維方式,他從實踐出發理解和建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認識論和辯證法的統一整體。他一方面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一方面又在其深厚的國學素養的基礎上不斷深入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的樸素辯證法的思想和中國傳統哲學的實踐思維。最終,他在中國革命實踐的探索中,融合中西兩種視界,建構了其實踐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思想,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建構做出具有轉折意義的巨大貢獻。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始終在自我反思和爭鳴中前進。毛澤東在1942 年的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上曾講到: 我們的人民解放斗爭有兩條戰線,即文化戰線和軍事戰線,要戰勝敵人僅靠軍隊是不夠的,還要有自己的文化軍隊。他進而肯定了文藝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有重要功績??梢娭袊R克思主義文藝發展對中國革命的巨大影響力,比起史學和哲學,文學藝術是更能直接地對大眾產生影響。也因此,中共歷來重視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培養了一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建構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學術話語。大革命后,“五四”以來的“文學革命”思想已經跟不上革命發展的時代需求。在瞿秋白、茅盾、郭沫若、魯迅、成仿吾、馮乃超等人的努力下,實現了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轉變,對馬克思主義文學的任務、性質、形式、內容、創作方法及其與革命和政治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研究和探索。圍繞馬克思主義文藝中國化的形成和發展,面對革命對文學的現實需要,文藝界展開了多次反思和論爭,在論爭中使馬克思主義文藝中國化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在同資產階級文學的論爭中批判了“民族主義文學”“文藝自由論”“第三種人”和幫閑文學等派別,捍衛了無產階級文藝的政治性、階級性和革命性。批判了國民黨提出的“以三民主義建設新中國的文化”、“尊孔讀經”和文言復古,發起文藝大眾化的發展路徑。在左翼文學發展進程中反思了“革命浪漫主義”,否定了早期馬克思主義文藝中國化中出現的概念化、公式化傾向,創立了獨特的中國現實主義文學路徑。隨著日本侵華加劇,民族矛盾尖銳,對具有鮮明階級性的無產階級文學帶來沖擊,面對時代課題展開了“兩個口號”的論爭。在如何處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的階級性和民族性,及如何處理馬克思主義文藝的政治性和其相對獨立性的問題上產生了內部的分歧和論爭,論爭的結果融通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的階級性和民族性,政治性和相對獨立性之間的關系,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中國化的深入發展。1938 年,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號召后,文藝理論界就文學創作的“民族形式”問題展開討論。1940 胡風的《論民族形式問題》將論爭推向了高峰。論爭圍繞馬克思主義文藝究竟要不要民間的、大眾的形式展開論爭,胡風堅決捍衛“五四”以來的民主和科學的思想啟蒙。但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如何動員廣大群眾加入革命斗爭隊伍已經變得刻不容緩,文藝大眾化無疑也就成為時代的需要。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做了講話,對文藝工作與革命工作的關系、革命文藝的發展方向等問題做了深入探索。講話影響深遠,隨后一大批貼近民眾的革命文藝大眾化作品涌現,激發了廣大民眾參與革命的熱情。馬克思主義以大眾化的話語形式被傳遞和擴散到民眾中,學術知識話語對中國革命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
  除史學、哲學和文藝理論這三個學科外,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也先后被應用于研究社會學、經濟學和政治學等學科領域,建構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科話語體系,成為中國革命的重要的學理支撐,也是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話語體系的學理基礎。但由于當時的研究是在異常艱難條件下進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資源有限,各學科的基礎薄弱,而對于馬克思主義的引入和運用也存在著機械化、公式化、政治化的傾向,形成的學術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需要在反思中彌補過去理論研究中的不足,糾正理論誤區,吸收世界研究前沿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成果和各學科科研成果,進一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完善和豐富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科話語體系建構。
  二、在闡釋和解決現實問題中創建獨特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
  一種知識話語的影響力首先取決于理論本身的科學性,其次則在于理論對現實問題的闡釋力和影響力。近代以來的中國落后于西方文明,民眾囿于生存困境不得覺醒,碩儒巨子們紛紛尋求啟蒙與救亡的制度與文化。他們或偏重于挖掘傳統文化精華,或致力于引進西方先進文化,卻都懷有救亡的訴求。清末民初中國學術思想界以發揚“中學”為文化路徑的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劉師培、熊十力、錢穆、繆鳳林、王國維、梁漱溟、陳寅恪、梅光迪、吳宓、馮友蘭、賀麟等。他們雖然在具體研究中各有研究領域和思想傾向,但都試圖以中學為體,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大潮下建立新的文化學術體系,以此出發探尋解決民族危機的文化路向。他們作為一代學術大師名震中外,其學術成就至今仍保有很高的研究價值。但在與實踐的碰撞中,他們卻陷入困境。一方面他們要求并積極參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而另一方面他們又全面地、強烈地反對、抨擊近代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理論。他們陷入了自己的理論陷阱,這種理論上和實踐上的自相矛盾的理論訴求最終使他們沒有對現代中國歷史擁有更大的影響力。他們對彼時中國文化認識和定位不準確,沒能看到中西文化的差異不僅在于民族差異性,更在于時代性,沒有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學術滋生于封建經濟之上,亟須轉型。因而,他們的思想在現實問題前顯得異??斩磁c無力,并沒能引起更大的反響和現實作用力。與崇尚中國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相對,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則主張全面引進西方文化的治學路徑。然而一代思想家胡適先生的理論強調學術獨立,也止于學術理論的探討,未能對社會產生大的影響力和推動力。胡適所宣揚的杜威的“實驗主義”缺乏系統性、進步性,無法承擔起重建中國未來學術文化思想的重任。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無法成為革命的領導階級,中國無法建立起資產階級憲政,所謂西方所倡導的“自由主義”不僅在實質上無法貫徹,甚至連形式也無法建立起來。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言,自由主義的民主派或是“向左”或是“向右”,他們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甚至學術舞臺上都沒能扮演一個獨立的角色。這是中國現代的特點和悲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苦苦探尋救亡的學術理論卻未能實現預期目標,但“五四”和新文化運動后的馬克思主義的闡釋和傳播卻引發了中國的歷史性變革。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僅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學術理論加以研究,更是契合了其實踐精神,嘗試用它分析中國的社會現實狀況,并試圖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路徑。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在面對革命時期的現實問題時,運用馬克思主義對其進行了分析和闡釋,使革命中的人們的思想不再困頓,因此而增強了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在中國的影響力和凝聚力。在面對中國現實問題而產生的學術論戰中,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給予了積極有力的回應,影響了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的治學思路。20 年代初,中國學術界圍繞科學與人生觀展開的“科玄論戰”是學術界對尋求人的精神家園問題而展開的學術探索。五四運動之后,為了將啟蒙延續,以胡適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試圖以科學來改變中國人的民族文化心理,于是圍繞人生觀展開的“科玄論戰”在1923 年爆發了。論戰雙方圍繞著科學究竟是否能夠解決人生觀的問題僵持不下,各持己見,都難以給予人民精神上的指引。以陳獨秀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派以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社會的強大的解釋力而贏得了青年的認可,陳獨秀提出以唯物史觀作為基礎建立科學的人生觀,并以科學的人生觀指導人們參與革命活動,改造社會和改造自己的人生道路。他指出只有唯物史觀可以解釋歷史,支配人生觀。陳獨秀用馬克思主義解決中國文化思想中的困惑,為當時的青年人指明了科學的方向,馬克思主義在青年中的接受程度進一步增加,馬克思主義得到更為廣泛的傳播,馬克思主義以其科學性為更多的人理解和信仰。學術界在30 年代面臨的一個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是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大革命之后,中國的局勢更加迷茫和復雜,關于中國社會性質的問題成為學術界面臨的首要問題。針對此,學界展開了研究和論爭。論戰各方深入調查研究中國的實際情況,并開始用能解釋中國現狀的、科學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來討論這些材料,科學研究、學術討論和政治斗爭有機聯系起來,馬克思主義歷史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哲學都在論戰中或開始形成,或進一步發展。在論戰中,“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階級關系”“商品經濟”等馬克思主義話語被爭論各方廣泛使用。論戰持續到30年代后期,其影響首先體現在學術領域,德國學者羅梅君指出: “論戰主要是由現實的政治事件引起的,但它們首先在學術發展范圍內產生了重大影響。”30 年代社會性質論戰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將學術探討與政治任務相結合,對中國現實問題的科學闡釋使其在獲得了更多人的認可和信仰,并建構了其獨特的學術話語,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學術話語。
  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在中國的廣為傳播和廣泛認可更重要的是依賴它對現實產生的巨大改變力量。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者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解決中國革命的實踐問題,在實踐和認識的交互作用中構建了獨特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他們意識到只是譯介和照搬馬克思主義,是無法獲得馬克思主義話語權的。因此必須在遵循馬克思主義基本精神的基礎上,實現創新型發展,建構中國獨特的理論體系和知識體系。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從一開始就沒有把馬克思主義單純的作為一種學術話語進行傳播,以實踐為本質精神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展示了改變現實的驚人力量。唯物史觀引入中國歷史研究后向人們揭示了中國歷史發展的規律和中國近代以來社會的性質及主要矛盾,讓人們認清了革命的形勢和任務,馬克思主義文藝創作激發了民眾參與革命的熱情和堅持革命的情懷,使知識的力量轉變為現實的力量。隨著抗日戰爭和現實斗爭的推進,對學術界提出了新的時代要求,即如何進一步發動民眾加入到革命中,爭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一場關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的民族形式問題的爭論在文藝理論界展開,雙方爭論的焦點最終落在究竟怎樣構建馬克思主義文藝的民族形式的問題,更具體地說是在關于“民間形式”能不能作為民族形式的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不僅關系到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的發展方向,也關系到中國未來新文化的發展方向。論爭的一方以周揚為代表,站在文藝和政治的關聯性的視角看文藝的發展方向,另一方則是以胡風為代表的維護自身發展規律和審美特性的文藝理論家。最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作了講話,從一個馬克思主義革命家、政治家和文藝家的視域出發,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出發確定了革命文藝的立場和發展方向問題,解決了這一現實的理論問題,也為革命的向前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蔡和森、郭沫若、周揚等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知識分子既是學術理論家,也是革命家、政治家。他們潛心鉆研馬克思主義學術研究,并以淑世的責任和情懷迅速地將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轉化為了革命的力量和武器,并在革命實踐中進一步反思學術研究成果,上升為新的科學的理論形態,建立了科學的、系統的、獨立的、被人民廣為接納的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體系。在戰火紛飛的短短幾十年間,馬克思主義理論隊伍創造了學術史和革命史上的奇跡,而他們中的一些人影響了之后半個世紀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發展路徑,改變了中國發展的脈絡。
  三、在學術爭鳴中確立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權威
  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學術話語權是在與其他學派的學術爭鳴中逐步確立起來的。20 年代的科玄論戰增加了馬克思主義在青年中的影響力,30 年代的社會性質論戰使馬克思主義在史學界和經濟學界得到廣泛認可,進一步增加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在民眾中的影響力。1938 年,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命題,引發了學術界的一場學術爭鳴。進步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圍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依據、方法原則、實現途徑等問題與葉青等人展開論爭,理論界掀起了“學術中國化”運動,而其實質則是關于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國化合法性的論爭,是爭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成果在學術界的領導地位的論爭。在學術爭鳴和研討中馬克思主義知識話語的權威逐步確立起來。
  身兼革命家和理論家雙重身份的毛澤東在理論與實踐的探索中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這一思想受到國民黨的強烈抵制,國民黨的文人企圖用“中國本位文化”代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由此在學術界展開了一場論爭。1939 年4 月《讀書月報》上發表了潘菽的《學術中國化問題的發端》和柳湜的《論中國化》,拉開了這場論爭的序幕,李達、艾思奇、沈志遠、侯外廬等擔任編委的《理論與現實》成為研討與爭鳴的陣地。柳湜、潘菽等區分了“學術中國化”與中體西用的中國本位文化的本質不同,指出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國化”的實質和重要意義,艾思奇、楊松等則與葉青的攻擊言論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爭。葉青撰文《論學術中國化》,攻擊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提出“中國化”應該是使歐洲的,甚至世界的學術思想來到中國后要改變形態,成為中國的學術思想。
  面對葉青等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攻擊,圍繞“中國化”是否必要的問題,潘菽、柳湜、艾思奇、嵇文甫都發表論著,展開深入探究和討論,最終論證了這一提法的科學性和必然性。艾思奇撰文《論中國的特殊性》,指出葉青的“中國化”把馬克思主義“化為烏有了”。并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要堅持馬克思、恩格斯所發現的關于社會發展的基本科學規律,認識到這種規律具有一般的指導作用。同時也要明確這些規律在不同的國家、民族中間有著特殊的表現形式。因此,在中國社會里應用和實踐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也必須注意到其特殊性,具體地來了解中國的社會。因此捍衛了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國化的合法性。潘菽、潘梓年、嵇文甫、柳湜等學者進一步闡述了如何實現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國化的問題,他們主張把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運用于中國學術,強調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從事學術研究的必要性,提倡把“世界上最前進的學術思想”與中國學術相結合即指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國化。潘梓年明確指出要開展學術的中國化運動,首先就要自己精通馬克思主義,精通唯物辯證法,并指出唯物辯證法是最進步的科學方法,提出要用這個方法來研究和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使研究所得能夠見諸實行。嵇文甫在《漫談學術中國化問題》一文中將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看作實現學術中國化的核心方法。潘菽提出學術中國化的意義就是要把吸收一切學術,并加以消化、提煉和改進,以此來應對新中國建設中會出現的種種問題,使馬克思主義學術成為新中國所特有的最進步、最高水平的生活和文化的有機部分,這樣馬克思主義就成為中國自己的了,也必將對于世界學術有所貢獻,因此而成為世界的了。在學術爭鳴中不但論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必要性,更研究了如何推行的問題。潘梓年指出開展學術中國化運動的核心要素是掌握科學的方法,即唯物辯證法。潘菽則清晰的說明了學術中國化的三個步驟: 第一步是要對于各種學術體系透徹的吸收,第二步要注重實際問題,第三步要推進理論的研究。柳湜則重視中國化在各學科上的貫徹問題,他對哲學、經濟學、文學等領域的中國化進行了具體的構想。柳湜認為只有通過這樣的學術總動員才能形成新文化,進而領導全國文化,實現抗戰建國的歷史使命。這些思想對于推動馬克思主義學術中國化,構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術話語具有切實可行的意義。
  在學術論爭的推動之下,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哲學、文藝理論、政治學等各個學科都取得很大的進展,日臻完善。馬克思主義越來越受到學界的認同,國民黨文人葉青、毛起鵕等也逐步表達了對學術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必要性的高度認可。張申府在《論中國化》一文中公開表達了對毛澤東關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張的高度認同,認為“不但是對的,而且值得歡喜贊嘆”,是“中國最近思想見解上的一大進步”。因此他提出要重新估價和繼承中國的傳統文化遺產。學術論爭把30 年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學術本土化、通俗化運動推向了嶄新的階段。這場運動是學術領域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號召的響應,此后馬克思主義知識話語在中國得到了廣泛意義上的認可,推動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擴大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社會的發展和走向。
  知識話語是話語體系建構首要的和基本的要素。在中共的領導下,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學術領域的馬克思主義知識話語體系逐步確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影響力變得深刻而久遠,胡秋原、方亦如等共產黨的反對者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而與國民黨、蔣介石有密切關系的馮友蘭和陶希圣都運用唯物史觀研究歷史,取得了公認的學術成就。學術領域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建構深刻影響了中國20 世紀社會發展的走向,知識體系的獨特的話語建構取得了知識和政治的雙重效果。革命時期的馬克思主義知識話語體系隨著歷史的向前推進也不斷地發展,形成了新的學術成果。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界正面臨全新的挑戰,如何變挑戰為機遇,使馬克思主義知識話語推動現代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大力發展的同時,規避政治對知識發展產生的負面影響,推進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發展創新、增強我國學術國際影響力和融通力,是我們必須面對的問題,也是堅持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領導權、話語權,有效應對國際思想文化斗爭挑戰的重要途徑,更是增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自信的根本要求。因此,作為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要有緊迫感、時代感、使命感,在更高層次和境界中捍衛馬克思主義話語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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