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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歷史研究》中三種文明模式的內容和特點

作者:2017-06-14 15:12文章來源:未知
  《歷史研究》是一部歷史哲學名著,作者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以文化形態史觀貫穿全書,是“歷史綜合研究領域里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此書“從分析外顯于歷史活動之表面和精神觀念,轉入考察深含于文明社會結構之底層的宗教信仰,力求深入反思文明形態生成演變的文化動因”,強調了人類文明的三大模式,即:希臘模式、中國模式和猶太模式。筆者根據《歷史研究》中對這三種模式的闡述,分析它們各自的內容和特點。
  一、希臘模式
  湯因比在一開始就說:“我的希臘模式在構成上不只包括希臘文明的內部史,還包括該文明與同代文明之間的關系,包括它與基督教的關系,最后還包括它通過基督教與后來的東正教、再后來的西方文明的關系。”這就點明了希臘模式主要由希臘文明自身的發展和它與宗教的關系這兩大部分構成。
  對于希臘文明自身的發展,湯因比認為:“我的希臘模式中具有重要意義的結構成分是由分裂到統一的革命性變革,這是一連串破壞性更大的戰爭的產物,這些戰爭在政治統一實現之前已經把文明拖入凄慘的境地。”湯因比認為,希臘模式讓人們了解從區域性小邦到大一統帝國的情形。各自為政的城邦體制為人們創造力的煥發提供了條件,但國際沖突的加劇、攻伐不已的戰爭使之大傷元氣。大一統帝國的建立雖然帶來了和平和秩序,卻扼殺了豐富多彩的創造性,從而為文明的衰亡埋下了禍根。由列國紛爭到武力統一使社會受到了難以彌補的破壞,進而導致了文明的衰亡。古代希臘在世界古代史上曾經創造過輝煌的文明。從古希臘人民創造的由克里特—邁錫尼文明結合成的愛琴文明,到希臘神話、文學、哲學、體育、建筑與雕刻、史學與自然科學的巨大成就無不令世人矚目。盡管沒有統一的國家體制,但希臘人卻發揮了自由的創造力,形成了統一的希臘文明。在希臘文明趨于統一的同時,希臘的政治呈現分裂的局面。希臘人的創造力在混亂中被一點點地銷蝕掉了,許多珍貴的知識在戰火中被催毀,如阿基米德等偉大的科學家也在戰爭中喪身。公元前146 年,整個希臘被羅馬所征服,但希臘文明卻沒有被征服。雖然羅馬人建立起空前龐大的帝國,但它的文明卻是希臘文明的發展和延續。“光榮屬于希臘,偉大屬于羅馬”,而頻繁的武力沖突最終導致了希臘———羅馬文明的徹底衰亡。
  在湯因比所宣揚的文化形態史觀中,宗教占有極重要的地位。他認為:“宗教是文明生機的源泉,一旦失去對宗教的信仰,就會帶來文明的崩潰和更替”,“各種文明形態,就是此種文明所固有的宗教的反映”。在他那里,所謂文化,實際上歸結為某一文明社會的精神活動,即是以某種宗教信仰為依據的、并制約與支配整個社會生活的精神活動。在湯因比所描述的人類文明的三大模式中,宗教因素以具體的基督教、大乘佛教、猶太教的面貌不斷出現,貫穿三大模式之中。湯因比認為:“第三個要素是在同一階段中的希臘文明的宗教結構……基督教……西方文明和拜占庭文明是希臘化文明,但它們又與希臘文明本身有所不同,因為它們也是基督教化的,并且從一開始就基督教化了。”把基督教推上了極高的地位。羅馬帝國大一統國家的建立,為內部無產者創立一種高級宗教———基督教提供了條件。羅馬帝國的統治者需要找到一種宗教麻醉人民。從公元1 世紀到4 世紀,upplement 基督教的思想體系逐漸地同羅馬帝國的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融合起來,至395 年取得合法地位并被羅馬帝國的統治者狄奧多西一世宣布為國教,成為羅馬帝國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在社會各階層中廣泛傳播。
  二、中國模式
  湯因比把中國模式與希臘模式相提并論。他認為:“中國歷史具有漫長的跨度,它表現為一個大一統國家的理想不斷變為現實,又不時被一些分裂和混亂的局面所打斷。這兩種局面在時間長度上有很大差別,所以二者更替的節奏是沒有任何定規的周期性循環。”中國模式向人們揭示了大一統國家在治亂交替的過程中日益鞏固的情形。概括地說,中國春秋戰國時期是戰亂時期,然后秦始皇統一天下,大一統國家建立。人們由于痛恨戰亂,寧可舍棄一些創造機會,這樣就使社會由分而合、由亂而治。中國歷史發展形態的特征就是一分一合、一亂一治。這種治亂交替的歷史形態與埃及、拜占庭、印度等地區的歷史有相同之處,因此中國模式要比希臘模式更具有普遍意義。
  的確,從公元前221 年秦王朝統一中國至1912 年清王朝的全面崩潰,再到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中國一直經歷著統一與分裂的“交替輪回”。“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一種治亂交替、統一與分裂交換的特點,概括出了自秦朝以來的中國模式的歷史特征。而令中國人民感到十分驕傲的是,無論中國的內亂已經到了何種程度,包括統一國家已分裂得支離破碎的三國時代、東晉與十六國并立、五代十國時期,最終必然會有人挺身而出,重建大一統的國家。而且中華文明豐富多彩的創造力并沒有被分裂的小國或統一的帝國所扼殺,一直處于持續發展中。甚至近代中國被帝國主義國家宰割的局面也沒能阻止中國人民的凝聚力,也沒能扼殺中華文明,中國最終以統一的姿態屹立于東方。中國模式不因統一而導致文明衰亡的特性,是希臘模式所遠遠比不上的。
  中國一直呈現大一統的局面,原因有很多。湯因比認為宗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國,“大乘佛教即使在其權勢鼎盛的時期,也未能將締造中國哲學的道教或儒教成功地排擠出局……這種大一統的國家,治理國家的傳統制度,知道使這個制度如何運轉的文職人員,儒家思想熏陶下的貴族士紳作為文職人員長期的招募來源,所有這些構成了一個絕無僅有的、完整偉大的體制。這一體制的連續性即使是在中華文明的其他要素發生最嚴重斷裂的情況下,也沒有出現任何中斷。”這一論斷是非常正確的。在西漢末年傳入中國的是小乘佛教,后來逐漸被大乘佛教所取代。在中國,佛教一直在下層人民內有無與倫比的影響力,使人們忍受痛苦和剝削。道教影響著統治階層,滿足他們追求長生不老的愿望。儒教自西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后,在中國的知識分子階層中處于精神領導的地位。佛教、道教、儒教就像是三根支柱,支撐住中國大一統的體制。
  但是,湯因比仍然認為中國模式也不能適應世界所有文明史的發展,因而創立了希臘———中國模式。他認為:“希臘模式廣泛適用于各文明史的早期階段,中國模式廣泛適用于各文明史的晚后期階級。我們可以把中國模式的晚后期階段同希臘模式的早期階段結合在一起,組建成一個改良的模式。這種希臘—中國的結合模式很明顯是種標準模式,可用來解釋人類史的各個階段。”這種模式的確可以適用于世界大多數文明史的發展。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湯因比沿襲了斯賓格勒的西方文明正在衰亡的思想,把希望寄托在東方。他指出:“如果說二十一世紀是東亞人的世紀,并非驚人之言。”他對中國文明的地位及在未來世紀中的作用更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認為:“將來統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歐國家,也不是西歐化的國家,而是中國。并且正因為中國有擔任這樣的未來政治任務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國在世界上才有令人驚嘆的威望……實際上,中國從公元前221 年以來,幾乎在所有時代,都成為影響半個世界的中心。”湯因比給予了中國模式在世界文明史中應有的地位,補充完善了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形態,表現出更為成熟的思想。
  三、猶太模式
  湯因比認為,猶太模式展示了人們對傳統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的無限眷戀和執著追求。概括來講,歷史上有些民族盡管國亡家破,但他們在浪跡天涯、寄人籬下的逆境中仍能保持民族認同,表現出驚人的創造力,其中以猶太民族的歷史最為典型。正是這種堅定的信念,使人們在千難萬劫中絕處逢生,保持其民族文化的特性。
  如果一個統一的國家和民族面臨分裂,變成一個長期失國、缺少統一的地域共同體的民族,那么這個民族將逐漸喪失其民族特性。但是,猶太人的歷史意外地突破了這個法則,在歷盡磨難中以自己獨特的方式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征。要做到這一點,“首先是要有在各種散居的環境中保持自身歷史特性的決心,而大多數社會在那種環境中都會失去自己固有的特性……維持手段就是自愿遵守嚴格的宗教儀式和教規律法”。在這里,湯因比再一次將宗教因素作為文明的強有力的支柱,認為猶太人保持自身歷史特性的決心來自于他們所崇拜的猶太教。這種看法是考察了猶太人的歷史后得出來的,有一定的歷史依據和說服力。
  希伯來人在公元前12 世紀時進入巴勒斯坦,信奉耶和華為主神,是猶太教形成過程中的第一階段。在摩西率領希伯來人離開埃及,抵達西奈時,即公元前12 至公元前9 世紀時,猶太教作為信奉耶和華的一神教的確立及十條戒律等基本教義的形成,是猶太教形成的第二階段。約書亞率領以色列人返回巴勒斯坦,建立起以色列—猶太王國。公元前722 年,以色列亡國;公元前586 年,猶太人被擄往巴比倫,淪為“巴比倫之囚”,猶太國家不復存在。這時,在猶太教中又增加了關于救世主的信仰。公元前538年,猶太人回到了巴勒斯坦,建立起隸屬于波斯的神政合一的政府,“以色列—猶太人艱辛、悲慘的經歷使他們逐漸認識到,要想在強鄰四逼的土地上保持自己民族的獨立和特性,只有加強共同的宗教信仰。于是,猶太教的宗教觀念得到了進一步的強化”,猶太教的各種教義以及與此相適應的教規教儀最終確定下來,及猶太教最后定型于公元前8—公元前3 世紀之間。
  猶太人得以保持民族文化特性的“第二個要素是流散社會要有不愿融入當地多數人社會的動機。這個社會之所以珍視自己固有的特性,是因為它相信這種特性蘊涵著具有無與倫比的意義和價值的宗教啟示”。猶太人欣賞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性,形成了他們不愿意和其他民族相融合的動機。這一點可以用猶太教的經典來舉例說明。猶太教的經典是《圣經》中的“舊約”部分,包括“律法”“先知書”以及“圣志”,內容極為廣泛。它是猶太祭司貴族根據猶太教義的要求和古代希伯來人留下的文學、歷史作品逐漸編纂而成的,不但在宗教方面有巨大意義,而且可以稱得上是一部上古時代的卓越的歷史文獻。
  在猶太模式中,湯因比還看到了經濟因素的作用,“倘若它沒有充分的經濟基礎,就不可能幸存下來”。猶太人的流動性與善于交際的才能,造成了他們在商業上的巨大成功。因此,擅長經營商業、贈取利潤成了后世對猶太人形象的一種描繪。正如馬克思所說,猶太人早已由于掌握了“錢”而統治了世界。但可惜的是,由于沒有充分的上層建筑來保護自身和經濟基礎,財富反而成了猶太人的禍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六百萬猶太人喪失生命,促成當代以色列國家的誕生。
  四、結語
  德國哲學家康德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哲學名詞:“二律背反”。他認為理性企圖對本身有所認識時,必然陷入一種不可解決的矛盾中。當我們試圖認識人類的歷史時,也必然會陷入二律背反的矛盾中。湯因比力圖擺脫時間、空間和階級局限與始終無法完全擺脫之間的矛盾,《歷史研究》中“代表著重申歷史的實證主義”和歷史唯心主義“文明形態泛宗教論”之間的矛盾;過分依賴希臘文明模式和力圖使三種文明模式并舉之間的矛盾都是不可調和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湯因比對這三種文明模式的分析和評價是深入和中肯的,“在很大程度上概括了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不同地區和民族發展的特點,對于我們今天研究世界文明史,仍具有很重要的借鑒意義與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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