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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刑法知識體系

作者:2017-06-07 15:37文章來源:未知
  緒言:刑法知識體系的含義
  刑法知識體系,是指刑法知識的全面性、整體性、系統性和體系化存在。按照刑法學界的一般見解,刑法知識體系的主要內容有刑法哲學、刑法政策學 / 刑法政治學、刑法規范學三個部分及其體系化知識,其中每個部分都包含有作為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刑法知識、作為方法論的刑法知識,其突出特點是強調中外刑法知識的全面性、整體性和體系化。因此,刑法知識的碎片化,或者刑法知識的漏洞百出或一知半解,或者只有中國刑法知識的體系化但是缺乏外國刑法知識的體系化,或者只有外國刑法知識的體系化但是缺乏中國刑法知識的體系化,均難以匹配刑法知識體系之實。
  關于刑法知識體系問題,有幾位刑法學者必須首先提及和重點關注。陳興良教授較早出版了我國第一部部門法哲學專著《刑法哲學》《刑法哲學(上)》和《刑法哲學(下)》,其后主編了《刑法知識論研究》、《刑法方法論研究》,后來又有獨著《刑法的知識轉型(學術史)》和《刑法的知識轉型(方法論)》。同時,還有高銘暄教授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和誕生》《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孕育誕生和發展完善》,趙秉志教授主編《當代刑法理論探索》(四卷本)、趙秉志教授和魏昌東博士共同編著《刑法哲學專題整理》,張明楷教授獨著《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梁根林教授主編《刑法方法論》,曾粵興教授獨著《刑法學方法的一般理論》,以及其他刑法學者在其論著中研討刑法知識體系問題。當然這里的列舉應當說并不充分,主要是列舉了其中專門闡述刑法知識體系和刑法方法論的一些學者及其論著,并沒有列舉專題闡述刑事政策學知識體系的學者及其論著。即便如此,從已列舉的上述學者對刑法知識體系的論述中,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就刑法學科而言,從建設完整的法學知識體系對話平臺和溝通渠道這一立場出發,刑法知識體系(整體)應當包括刑法哲學、刑法政策學(刑法政治學)、刑法規范學以及由此三部分所形成的復雜巨系統刑法知識體系。
  一、刑法哲學
  刑法哲學,包括作為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刑法哲學、作為方法論的刑法哲學。主要內容有:刑法元問題(哲學與神學視角);刑法元問題關涉的關系論問題(與哲學、宗教哲學、科學哲學、社會科學哲學、自然科學哲學、法律哲學、邏輯哲學、藝術哲學、歷史哲學、語言哲學、數學哲學、懲罰哲學、教育哲學等之間的關系,以及其他具體問題之間的關系);刑法元問題關涉的方法論問題。嚴存生教授指出,知識是對問題的正確回答,理論是系統化的知識。學習、理解和掌握這些刑法哲學問題,應當以法理學意義上的法哲學作為知識基礎,尤其是要較為全面地學習西方法哲學知識基礎,并且只有在我們對法哲學知識和刑法哲學知識形成了“系統化的知識”的條件下才可以達致刑法哲學知識體系。
  (一)中國刑法哲學研究的基礎條件
  一是古代刑法歷史文化方面的基礎條件。法史學界有學者指出,以“諸法合體、以刑為主”來概括中國古代法律體系的基本面貌并不準確,而應當認為,中國古代法律在基本意義上就是一部綜合性刑法典。同時,中國古代律學以注疏法律典籍的規范含義和合理性為主要內容的學問,以及中國古代刑法文化“一枝獨秀”式的特殊法律文化景象,都使得我國刑法學理論研究較之其他部門法學理論研究具有更為深厚的物質文化基礎;在部門法哲學方面也是如此,刑法哲學研究總體上也是領先于其他部門法哲學的。
  二是近現代刑法理論研究方面的基礎條件。按照法學界的觀察總結,中國近代刑法哲學的開端始于民國時期,轉型于新中國刑法學的創立和發展時期,繁榮于20世紀90年代。(1)就中國古代刑事律學而言,盡管其中是否存在刑法哲學,乃至是否存在刑法學理論研究存有爭議,但是,應當承認其中存在著關于刑法的本質、目的、品性等刑法哲學問題的思辨性論述。(2)就中國近代刑法學而言,清末修律運動以及刑法學對律學的取代等,直接導致了中華法系的分崩離析和近代轉型,以沈家本為代表的法律人開始從法學方法論和刑法哲學的立場來展開刑法學理論研究,其中較為明顯地關注了刑法哲學問題;1911年辛亥革命開始,中國刑法學逐漸開啟了關注和深化刑法哲學的學術征途,民國時期有較多法學者出版了大量刑法學著作,如王寵惠、王覲、郭衛、趙琛、許鵬飛、陳文彬、蔡樞衡、孫雄等,在刑法學體例上基本形成了緒論、犯罪論、刑罰論的基本結構體系,在刑法學具體內容上系統設置和研討了現代刑法學的基本范疇。蔡樞衡在《刑法學》專著中,不僅明確提出了刑法學的基本范疇,還明確論證了刑法哲學研究的必要性,并從刑法哲學的立場研討了國家生活規范、犯罪和刑事處分三個基本范疇,提出了“刑法的屬性有哲學性、事實性和規范性三種”的刑法的一體三面哲學思想,為近現代中國刑法哲學的興起奠定了基礎。(3)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直到80年代末,中國刑法學者在學習和借鑒前蘇聯刑法學的基礎上拉開了新中國刑法哲學研究的序幕,從刑法哲學的高度上展開了馬克思主義刑法學理論研究。如:將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主客觀相統一原理、質量關系原理、因果關系原理等運用于犯罪現象、犯罪原因、刑法基本原則等方面的刑法哲學研究,為后來中國刑法哲學的反思檢討和深化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礎。
  (二)當代中國刑法哲學的基本面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刑法哲學研究開始受到了眾多刑法學者的特別關注,開始蓬勃發展,現在已經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中國刑法哲學的發展和成就,典型代表有陳興良、張明楷、趙秉志,可以說是中國刑法學界的三朵金花,足以成為刑法哲學領先于其他部門法哲學的基本標志。中國刑法哲學史上標志性的學術事件,是陳興良教授在 1992年出版其獨著《刑法哲學》。在書中,陳興良教授指出:在我國刑法學領域,刑法哲學尚是一塊有待開墾的處女地。該書運用了中國傳統玄學中的太極八卦原理,注重了刑法哲學思辨和語言形式考量,是一本十分富有哲學啟發和形式美觀的學術專著。在對罪刑辯證關系進行哲理探索的基礎上,構建了以犯罪本質二元論(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之統一)、刑罰目的二元論(刑罰的報應與預防之統一)、罪刑關系二元論(罪刑之間的因果關系與功利關系之統一)為基本命題的刑法哲學體系,對刑法本體問題展開了哲學研討,獲得了廣泛學術影響,奠定了陳興良教授在刑法哲學領域的引領者地位。
  在《刑法哲學》之后20余年的時間里,陳興良教授始終關注和深化刑法哲學研究,不但出版了《刑法的人性基礎》和《刑法的價值構造》,從而完成了其刑法哲學研究的三部曲,而且在其他專著和論文中廣泛深入地研究和拓展刑法哲學研究領域,從而進一步鞏固了其在刑法學、尤其是刑法哲學領域的元勛引領者地位。陳興良教授對于作為部門法哲學的刑法哲學的長時間深度關注和研究開拓,取得的豐碩成果,是刑法學界,乃至整個法學界的奇特現象。
  中國刑法學界的另一朵金花是張明楷教授,其對刑法哲學和刑法解釋學的完美結合和學術深度,也是無人所能及的。張明楷教授的獨著《刑法學》(第1~4 版)是整個刑法學界和刑法學人的必讀書,幾乎是人手一冊;其另一本獨著《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第1~2 版)也是暢銷書,產生了十分深刻而廣泛的學術影響。張明楷教授所取得的成就實質上還是刑法哲學的成就,是刑法哲學、規范哲學、解釋哲學、哲學解釋學、語言哲學完美結合的成就。為此,有學者驚呼“張明楷現象、張明楷時代”,清華學子也親切地稱呼張明楷教授是“凱哥現象”,均可見其影響之深廣。
  中國刑法學界對刑法學理論研究視野最廣泛,特別強調理論聯系實際的學者是趙秉志教授,他對刑法哲學、刑法解釋學、刑法疑難問題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這還不包括其國際刑法、區際刑法、刑事政策等領域的研究成果。特別值得提及的是,趙秉志教授撰寫的“中國刑法哲學研究述評”,是目前對中國刑法哲學研究沿革、研究現狀分析最全面、最深刻的學者。趙秉志教授對當代中國刑法哲學研究綜述提出了以下四個方面的意見:(1)刑法哲學本體研究。包括:關于刑法哲學的內涵,有方法說、法理說(刑法法理學)、本原說、綜合說;還包括,刑法哲學基本范疇體系研究,形成了“雙層范疇體系說”(刑事責任是最上位概念,下位范疇包括犯罪、犯罪人、刑罰、量刑、行刑等),“三范疇體系說”(再細分為“價值 - 實體 - 關系范疇體系”與“犯罪 - 刑罰 - 罪刑關系范疇體系”)。(2)以刑法為整體的刑法哲學研究。包括刑法價值研究,形成了“三價值說”(公正、謙抑、人道),“二價值說”(公正和功利),“雙層價值說”(國家是功利的,社會是公正的);還包括刑法機能研究(功能研究),提出了刑法機能觀(刑法觀)和刑法的正功能、負功能、零功能等概念,并提出了“二機能說”(人權保障和社會保護)、“三機能說”(規律機能、保障機能和保護機能)。(3)犯罪論和刑事責任論基本問題的刑法哲學研究。包括:犯罪概念、犯罪觀、犯罪本質、犯罪功能、犯罪構成論、刑法因果關系、刑事責任功能和根據(一根據說與多重根據說)、人身危險性、主客觀相統一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罪刑相適應原則、刑法適用人人平等原則等問題的哲學研究。(4)刑罰論基本問題的刑法哲學研究。包括:刑罰權(刑罰權本質以及制刑權、求刑權、量刑權與行刑權等),刑罰價值(形成有自由、秩序和正義“三價值說”,與秩序與正義“二價值說”之爭),刑罰目的(形成有一元目的論與二元目的論之爭),刑罰正當性根據(形成有報應刑論、目的刑論與并合主義),刑罰功能與效益(形成有報應的功能、公平與正義的社會功能,威懾、剝奪和矯正的功能等),刑罰現代化等刑法哲學問題的研究。
  當下中國刑法哲學研究應當說觸及了一系列“理論難題”。刑法哲學原理所研究和思考的問題本來就是刑法學中一些最原初、最深刻、最“富有哲理”的問題,比如:“刑法”作為一種“法”,這種法是一種什么面相?“刑法學”作為一種“學問”,這種學問是一種什么面相?刑法學理論體系作為一種理論系統,這種理論系統又是一種什么面相?就這樣三個問題——刑法學理論研究面臨的三大理論難題,值得我們反復咀嚼。(1)刑法學應當是以“刑法”現象為研究對象,但是人類理性并不能真正清晰地認識“刑法”這個研究對象。(2)刑法學作為一種“學問”,到底應當是一種什么樣的學問,人類理性也無法準確地予以厘清。(3)刑法學的理論體系如何建立,理論界也是各有各的看法。
筆者傾向于認為,刑法學理論體系在整體上劃分為以下三類:一是刑法哲學,以研究人類對于刑法本體問題的“智慧”和“精神安慰”為中心(即在一定意義上包含了有的學者所稱的刑法神學的內容在內),以哲學思辨和概念法學研究為重點;二是刑法政治學(刑法政策學與刑法社會學),以研究人類對于刑法本體問題的“善治”為中心(政治在本原意義上就是善治),以刑事政策學研究為重點;三是刑法規范學,以研究人類對于刑法本體問題的“規范”為中心 ,以刑法規范解釋研究為重點。對以上這些刑法哲學原理中最原初問題的思考,能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我們對刑法問題的觀點。這種影響可能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對全人類刑法知識和現行刑法規定的理性評價。刑法不可能是一個純粹科學的問題,而是一個帶有濃厚人文氣息的問題。許多無被害人犯罪、經濟犯罪是否應當規定為犯罪,并非純粹的科學問題,而是人文問題;法定刑的設置,尤其是是否規定死刑、無期徒刑,不完全是科學問題,而是人文問題。同理,任何一部刑法都只具有相對合理性,并不具有絕對合理性。是否定罪、如何定罪,是否處罰、如何處罰,這些問題都沒有絕對確定的答案,更不存在唯一的答案。其二,對自我刑法知識與刑法理性的謹慎評價。我們每個人所擁有的刑法知識和刑法理性并不全面、并不值得簡單自信,應該多聽取和多反思相反意見,很多時候,我們可能只考慮了一個方面,但是卻忽略了另外一個更為重要的方面,因此我們司法人員應當特別審慎;另一方面,我們對刑法的理解不能過于呆滯死板,那種認為刑法的所有規定就是鐵板一塊,絲毫不能變動、不能變通,本質上是十分危險的立場。但是,刑法的變動與變通應當偏向于哪個方向?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問題。按照現代刑事法治人權保障的核心理念,應當說只能偏向于無罪與罪輕的方向(前提是存有疑問),而不是相反方向。其三,刑法司法既要防右,更要防左且重點需要防左。這里借用了政治學術語,意思是:刑法司法始終應該是、每時每刻都應該是表現出一種莊嚴肅穆、令人恐懼的面孔,應時刻提防刑法成為泄憤報復或者政治斗爭的工具,應堅持“刑法不得已性原則”“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則”和“刑法謙抑原則”!盡管我們在刑事司法中要防止違背刑法和刑事政策而非法放縱犯罪行為,但是我們應當允許依法“放縱”犯罪的行為(實質上是對輕微犯罪作出“非犯罪化”處理如刑事和解制度、酌定不訴制度、罪疑不訴制度等),因而我們需要重點防范的問題仍然是濫施刑罰、法外用刑;盡管犯罪中有泄憤報復的情況,但是我們官方、我們檢察官和法官不能泄憤報復。所以,這里所說的“更要防左”,就是指:要特別防止濫施刑罰、法外用刑,要特別防止報復性刑事司法!
  (三)中國刑法哲學的學術貢獻和發展方向
  筆者這里主要闡述以下幾點:其一,對刑法學理論與刑法實踐的貢獻。自陳興良教授1992年初出版《刑法哲學》之后,經過20 余年的發展,當今中國刑法哲學應當說取得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產生了巨大學術影響。關于刑法哲學的基本范疇。陳興良教授指出,“刑法哲學作為一種理論,不像刑法教科書那樣有一個權威的獨一無二的體系,每一種刑法哲學都可以具有自己的體系,只有這樣,才能推動與深化刑法哲學的發展。”陳興良教授借鑒黑格爾的正題、反題、合題這樣一種三段式的范式模型以及我國《易經》八卦范式,提出了刑法哲學的 15個基本范疇及其組成的范疇體系:刑法;犯罪,已然之罪、主觀惡性、客觀危害,未然之罪、再犯可能、初犯可能;刑罰,報應之刑、道義報應、法律報應,預防之刑,個別預防、一般預防。陳興良教授將這些刑法哲學范疇分為犯罪本體論的范疇、刑罰本體論的范疇、罪刑關系論的范疇。曲新久教授提出了刑法哲學的 12個基本范疇及其組成的三組范疇體系:自由、秩序、正義、功利是刑法價值范疇,犯罪、犯罪人、刑事責任、刑罰是刑罰實體范疇,罪刑法定、罪刑相當、刑罰個別化、刑罰人道主義是刑罰關系范疇,認為“這些精神、范疇、原則又都可以統稱為基本范疇”。此外,西南政法大學李永升教授也提出了刑法哲學的基本范疇的學術見解。刑法哲學對刑法學科的學術貢獻是十分巨大的,其不但為刑法學贏得了知識增量,而且有助于中國刑法學界全面審視和批判吸納德日刑法和英美刑法的科學合理成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刑法學理論,促進中國刑法學的迅速崛起和高速發展,在國際上達到和保持了先進水準。比如:刑法觀與解釋論、刑法基本原則、犯罪論體系、刑罰論原理等,中國刑法學界都是同時兼容了中國元素和西方元素的“雙軌 - 雙語體系”,這是一個好現象。
  其二,對法學乃至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的學術貢獻。刑法哲學不但為刑法學贏得了知識增量,而且促使刑法學者,乃至整體法學者和整個人文社會科學界都去反思“刑”“法”“生命”“自由”“財產”等精深問題,有助于推動整體刑法學、法學,乃至人文社會科學的精深發展。其中重大影響之一,就是由刑法哲學引發了較多的法理學批判反思和較為豐富的其他部門法哲學研究,目前有刑事程序法哲學(謝佑平)、刑事訴訟法哲學(陳浩銓)、民法哲學(徐國棟)等。再有一個重大影響就是:促進死刑政策等國家刑事政策乃至公共政策的改進、國家司法體制乃至政治體制的改革、刑法學者乃至全體國民的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養成。
  其三,中國刑法哲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我國著名刑法學者趙秉志教授和陳興良教授對中國刑法哲學的未來發展方向有所描述。趙秉志教授認為,21 世紀我國刑法哲學應著重解決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促進刑法哲學與注釋刑法學的融合;二是促進刑法哲學研究進一步繁榮;三是促進刑法哲學教育的發展;四是正確處理刑法哲學的國際化和本土化之間的關系,發展中國的刑法哲學。⑦陳興良教授則認為,在實定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研究的基礎上,自然法意義上的刑法哲學是將來需要深入研究的一個重大課題。
  那么,應該如何認識和判斷我國刑法哲學的未來發展方向呢?有學者認為,我國刑法哲學應向著兼容本體論、認識論的刑法語言學轉向的方向發展。理由是:西方哲學的發展經歷的三部曲,即從古代的本體論(研究什么東西是存在的),發展到近代的認識論(研究怎么認識存在的東西),再到現代語言論(研究在某種語言意義上認識存在)。這個三部曲是人類認識理性的一種真實寫照,反映了人類認識理性發展的內在規律,這就是最終應當從本體論走向認識論再走向語言論?,F在我國刑法學者深入關注語言學的有陳興良、王政勛等人,應當說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法律語言學上,比較有分量和影響的論著有陳嘉映的《語言哲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劉紅嬰的《法律語言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和宋北平的《法律語言》(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等。但是筆者注意到,法理學對于西方法哲學的觀察結論可能并非可以簡單地歸納為本體論、認識論、現代語言論這樣的三部曲,尤其是解釋哲學的出現及其以后的法哲學發展方向并非如此三部曲,某種重視兼容本體論、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法解釋哲學正在興起,值得刑法哲學認真對待。
  二、刑法政策學
  刑法政策學的主要知識內容有刑法的政治學研究(含國際政治)⑨、刑法的社會學研究、刑法的經濟學研究、刑法的文化歷史學研究,包括作為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刑法政策學、作為方法論的刑法政策學。刑事政策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價值,刑事政策問題已經引起當今世界各國的廣泛關注。但是筆者注意到:我國學術界針對刑事政策學的研究價值、研究對象與學科體系建構等重大基礎性理論問題,尚缺乏深入研究,更沒有取得一致見解。這種理論研究現狀嚴重地制約了刑事政策學的體系性發展,也妨害了刑事政策理論和實踐的科學現代化,從而凸顯出展開刑事政策學基礎理論問題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也極大地影響了我國刑法學研究。⑩例如,當前我國學術界普遍認為,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目的任務“首先是懲罰犯罪、打擊犯罪,其次才是保護人民”,其實這種理解可能并不恰當:因為懲罰犯罪打擊犯罪本身可能并不需要刑法刑事訴訟法,周光權講最好的辦法可能是給每個警察發把槍,見誰犯罪就打擊誰更有利于懲罰和打擊犯罪,郝銀鐘講刑事法的目的任務是限制司法權和保護公民合法權益,等等。這些見解應當說,都與刑事政策原理及其當代發展趨勢的認識理解有關。所以,刑事政策原理對于刑法研究十分重要。
  刑事政策學研究所具有的重大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在于:從學科體系層面上看,刑事政策學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導地位(靈魂論與精髓論);從我國犯罪防控實踐層面上看,刑事政策在我國一直占據著核心的、統帥的地位(核心論與統帥論)??傮w上,我國長期以來在犯罪防控問題上超乎尋常地重視刑事政策的應用,尤其是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動中刑事政策都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如嚴打政策、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等。這種實然狀況,與我國理論上對刑事政策研究十分薄弱的理論現狀很不協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導致了現實生活實踐中大量破壞法治、侵犯人權事件的發生,嚴重破壞了基本的社會公正,從而在根本意義上不利于我國整個法治、社會和國家的進步發展。
  刑事政策學的研究對象可以在基本層面上明確限定為同犯罪防控相關的所有社會公共政策,既包括刑法手段,也包括非刑法手段??梢?,防控犯罪是刑事政策最明顯的個性價值追求。但是,刑事政策的防控犯罪價值追求必須限定在謀求“公正合理的人類福祉”的界限范圍內,即刑事政策的個性價值必須受到社會公共政策的共性價值的限制和約束,在根本上不能突破社會公共政策的共性價值界限。直白地講就是:犯罪防控價值不能侵犯人權保障、不能妨害社會有序發展、不能破壞社會公正!從而犯罪防控不能無所顧忌,而應有所顧忌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犯罪防控與人權保障、社會發展、社會公正這四個價值目標之間經常性地存在沖突。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沖突表現在犯罪防控與人權保障兩個價值目標之間:過分偏重犯罪防控價值,就可能嚴重侵犯人權保障價值;反之,過分偏重人權保障價值,必然會嚴重妨害犯罪防控價值!這樣,就涉及一個十分重大的價值權衡問題、價值取向問題,即刑事政策的價值理念。關于刑事政策學的基本范疇。筆者提出了刑事政策學的十個基本范疇:刑事政策、犯罪防控(秩序)、人權保障(自由)、社會發展(效率)、相對公正(公正)、刑事政策客體、刑事政策主體、刑事政策行為、刑事政策環境、刑事政策現代化。筆者認為,“刑事政策學的范疇體系,除了必然包括作為其基本研究對象的‘刑事政策’范疇與作為其學科建設歷史使命的‘刑事政策現代化’兩項范疇之外,主要包括刑事政策學的價值范疇系統與刑事政策學的實體范疇系統兩個范疇系統,其中,刑事政策學的價值范疇系統具體包括犯罪防控、人權保障、社會發展、相對公正四項范疇,并且這四項價值范疇可以等值對應于法哲學原理中的秩序、自由、效率、公正(突出強調相對性)等語詞表達的四項價值范疇;刑事政策學的實體范疇系統具體包括刑事政策客體、刑事政策主體、刑事政策行為、刑事政策環境四項范疇。” 當然,其他學者還提出了刑事政策學的基本范疇及其范疇體系的學術見解,值得關注。
  三、刑法規范學
  刑法規范學的主要知識內容有國內外刑法規范學知識(含中國與外國及比較)與國際刑法規范學知識、刑法規范的立法學知識與刑法規范的解釋學知識等,包括作為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刑法規范學、作為方法論的刑法規范學。關于刑法規范學的基本范疇??赡苁怯捎谖覈鴮W者都有一種有機融合刑法哲學與刑法規范學研究的思維定式,似乎沒有特別區分兩者的不同并提出其獨具特色的基本范疇。但是,刑法規范學應該還有一些獨特的基本范疇,如,規范文本、刑法立法、刑法解釋,可能就應該成為刑法規范學的基本范疇。這個問題有待進一步思考和研究。中國刑法學者,尤其是中國的青年刑法學者和刑法學研究生,在構建刑法規范學知識體系過程中必須特別強調以下幾點內容:
  其一,要將全體“刑法規范”納入研究視野,建立和培育“整體刑法學”或者“刑事一體化”的知識體系。刑法規范學的主要知識內容有:國內外刑法規范學知識(含中國與外國及比較)、國際刑法規范學知識、程序刑法規范學知識(廣義的刑法規范,包括刑事訴訟法規范)。
  其二,要經常閱讀、審查刑法規范(刑法規范條文),尤其是對于本國刑法規范條文必須比較熟悉,而不能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相反,如果不熟悉本國刑法規范條文,難以匹配刑法學專家、刑法學博士、刑法學教授等稱謂和榮譽。這方面,可能我們現在許多博士生、教師都應當引起高度重視。
  其三,要盡力全面了解和熟悉國外刑法規范條文、國際刑法規范條文。通過這種了解和熟悉,我們往往會有許多意想不到的收獲和啟示,十分有利于融會貫通地研究刑法原理。以國際刑法規范條文為例,我們許多同學和老師可能根本就沒有想到去了解和熟悉,結果知之甚少,甚至鬧笑話,比如:當下國際刑法原則(上級命令不免責原則等)、國際刑事法院(運行規則)、國際犯罪、國際刑罰制度等。記得我們有一位碩士研究生寫了一篇碩士學位論文《反酷刑問題研究》,其中運用國際刑法原理提出了對酷刑進行界定和規制的一些學術見解,應當說還是一些比較基礎的國際刑法理論問題,但是被個別老師無端指責和批評,其實恰恰是我們個別老師自己因為不懂國際刑法理論而鬧了笑話。
  其四,要處理好面向立法完善的刑法學研究(刑法立法原理)與面向司法公正的刑法學研究(刑法解釋原理)之間的關系,不得顧此失彼,而要兼顧好立法正義與司法正義兩個側面。這方面,可能陳興良教授、趙秉志教授等處理得好一些,而張明楷教授可能處理得略顯極端一些,因為張明楷教授過度傾向于司法正義(刑法實質解釋),反而可能導致了司法不公(過度解釋),過度傾向于實然的法律解釋研究反而限制了法律完善研究,我們很難看得見張明楷教授提出應然的刑法完善研究成果,應當說是一種遺憾。
  四、復雜巨系統刑法知識體系
  復雜巨系統刑法知識體系,實質就是指刑法知識的體系化,亦即中外刑法知識的全面性、整體性、系統性和體系化存在。主要內容是由三個簡單巨系統刑法知識體系所形成的復雜巨系統刑法知識體系:中國刑法哲學知識的體系化、外國刑法哲學知識的體系化以及兩者整合后所形成的簡單巨系統刑法哲學知識體系,中國刑法政策學知識的體系化、外國刑法政策學知識的體系化以及兩者整合后所形成的簡單巨系統刑法政策學知識體系,中國刑法規范學知識的體系化、外國刑法規范學知識的體系化以及兩者整合后所形成的簡單巨系統刑法規范學知識體系,以及刑法哲學知識、刑法政策學知識和刑法規范學知識三者整合后所形成的復雜巨系統刑法知識體系。
  這里,關于刑法知識的體系化問題,筆者借用了系統論的“系統認識論型的等級體系”理論和系統分類理論。系統論認為:系統首先可以分為簡單系統與巨系統兩大類,簡單系統可細分為小系統與大系統,巨系統可細分為簡單巨系統與復雜巨系統,復雜巨系統還可再細分為一般復雜巨系統與特殊復雜巨系統;“巨系統概念是一個新的認識工具,代表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因為“小系統和大系統只有平凡行為,巨系統可能表現出許多非平凡行為。描述這類系統需要新的概念框架,建立巨系統理論”,“描述大腦、人體、社會、地理環境以至整個宇宙,都需要用巨系統概念”,“一切巨系統都是自組織系統,其行為都是自組織運動”,而“實際復雜巨系統都是開放的,因而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的存在相當普遍”,“這些系統都可以從不同角度劃分子系統。原則上講,與母系統同維的子系統也是開放的復雜巨系統。例如,在社會系統中,經濟、政治、文化乃至軍事對陣等子系統均為開放的復雜巨系統”。?刑法知識體系作為一個復雜巨系統,其自組織系統和自組織運動特點就決定了刑法學研究活動可以在該復雜巨系統內有效展開;而作為其下一層級的子系統(簡單復雜巨系統),例如刑法哲學知識體系(以及刑法政策學知識體系或者刑法規范學知識體系)之內,當然也可以在該子系統內有效展開刑法哲學研究活動(以及刑法政策學研究活動或者刑法規范學研究活動)。
  范疇體系的科學設立是學科體系研究的基本前提,而范疇遴選,尤其是基礎范疇和基本范疇的遴選又是范疇體系設立的基礎。大體上可以說,刑法知識體系論的基礎范疇有刑法知識體系、刑法哲學、刑法政策學、刑法規范學四個。至于刑法知識體系的基本范疇,可以分別就刑法哲學、刑法政策學、刑法規范學進行遴選和體系化。這些基本范疇已經如前所述,此處不再贅述。
  五、刑法知識體系的學術意義
  刑法知識體系的學術意義應當說比較豐富,其主要內容可以概括為以下兩個方面:其一,刑法知識體系對于刑法學科的知識論意義。它幫助我們了解、掌握該學科研究的基本狀況和知識體系,比如,刑法學科(以及民法學科和憲法學科等)目前的研究狀況、作為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刑法學科知識體系、作為方法論的刑法學科知識體系。在此基礎上,就研究者個體和整體而言,我們才可能搭建起刑法學研究的學術平臺和“專業槽”(陳興良語),才能進行真正意義上的刑法學術研究。否則,如果刑法知識不全或者漏洞太多,刑法知識運用條件不達標或者刑法方法論(刑法知識體系中的方法論知識內容)運用能力不足,我們就根本無法進行真正的刑法學術研究。陳興良教授在刑法學研究中較早關注刑法哲學和刑法知識體系問題,對于刑法學科建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陳興良教授指出:刑法學必須要進行形而上的哲學之思,建立起獨具特色的學科專業槽;認為“法學不僅要分享哲學、經濟學、社會學、倫理學等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而且也應當讓這些人文社會科學分享法學研究成果,使之從法學知識中獲得某種思想上的靈感與方法上的啟迪。只有這樣,法學才能說對人文社會科學作出了某種貢獻,法學知識才能真正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知識體系。”陳興良教授還強調指出:“法學作為一種知識形態,首先應當明確其自身的層次,這就是法哲學、法理學與法社會學。各個部門法學,例如刑法學,又可以分為刑法哲學、規范刑法學和刑法社會學。因此,在一般意義上確立法哲學、法理學和法社會學,對于所謂部門法學的理論層次劃分具有指導意義。”并且“它的解決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指明法學研究的進路。”陳興良教授贊同區分法學方法與法律方法的學術立場,并宣揚刑法教義學方法論。所謂法學方法,是指法學研究方法,其關注的核心是何謂正確之法這一法哲學的第一個基本命題,有關法學方法的學說即是法學方法論;而法律方法,是指應用法律的方法,其中狹義的法律方法即為法律解釋,廣義的法律方法的內容則包括法律推理方法等內容。針對陳金釗歸納的法律方法包括法律發現、法律推理、法律解釋、漏洞補充、法律論證、價值衡量等各種方法, 陳興良教授則敏感地意識到刑法方法的特殊性,他指出:“由于各個部門法的性質有所不同,在通行的法律方法的采用上也會有所不同。例如,在罪刑法定原則制約下的刑法,像法律漏洞補充這樣的法律方法一般是不能采用的。即使是廣泛適用的法律解釋方法,也要求嚴格解釋,禁止類推解釋等,對此必須予以充分關注。” 這是一種真知灼見,其得益于刑法知識論體系性觀察和思考,筆者十分贊同。
  通過以上分析,陳興良教授實際上就是強調了我們法律學者必須建設完整的法學知識體系對話平臺和溝通渠道。陳興良教授指出:“梁治平提出了一個如何打破法學家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家之間的隔膜,實際上也就是法學知識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知識相融合的問題。我想,首先需要打破的是法學知識形態內部的隔膜。例如,法哲學、法理學與以規范研究為主的部分法學之間的隔膜,加強從事各層次的法學研究的學者之間的思想溝通,加深他們之間的相互理解。對于從事法哲學、法理學研究的學者,應當看到規范法學對于法治建設的直接作用??梢哉f,從事司法實務的法官、檢察官、律師基于其業務需要,主要接受的是規范法學的研究成果,鮮有直接閱讀法哲學、法理學著作的,因此,法哲學、法理學思想只有通過規范法學間接地影響司法實踐。而從事規范法學研究的學者應當知道,規范法學由于其專業性,實際上難以為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家所接受,他們主要是通過法哲學、法理學的研究成果而了解法學研究的現狀。因此,法哲學、法理學研究乃是法學知識的前沿與門面,它對于提升法學在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義。當然,法學知識雖然分為各種形態與各個層次,但仍然是一個整體。”陳興良教授這里所強調的打破“法學知識形態內部的隔膜”,盡管主要是指刑法學者要全面掌握刑法知識體系,并在此基礎上要打破刑法知識體系與法理學以及其他部門法學之間的隔膜;但實際上其暗含某種十分重要的邏輯前提,即刑法學者自身必須具備刑法知識體系,“例如刑法學,又可以分為刑法哲學、規范刑法學和刑法社會學”,這些刑法知識“一個都不能少”、一個知識漏洞都不能有,并且這些刑法知識還必須形成一個完整體系而能打破“法學知識形態內部的隔膜”。否則,刑法學者在知識論上是難于匹配其稱呼的,是根本無法展開刑法學術研究的。
  例如,刑法二元化立法模式(指我國現行刑法規定的犯罪行為與其他一般違法行為的違法性二元化規范判斷模式)與刑法一元化立法模式(指德日刑法立法的違法性一元化規范判斷模式),就是“刑法立法”這一基本范疇應當關注的刑法知識,這個知識(基本范疇)如果研究者不了解、不掌握,就可能成為一個刑法知識漏洞,從而,研究者就無法展開刑法規范學(如刑法立法規范完善問題)的創新研究。再如,與“刑法立法”相關,刑法觀和刑事政策也是刑法知識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內容,那么,如果不了解“民權主義刑法觀”與“國權主義刑法觀”“大刑法觀”與“小刑法觀”“刑事政策價值范疇體系”與“刑法立法原則”“預備行為與幫助行為實行行為化”與“可罰性理論”以及“短縮的二行為犯”“刑罰根據”與“并合論”等刑法知識,就根本無法科學合理地闡釋某個具體罪名設置與具體刑罰措施的爭議問題,也無法科學合理地闡釋具體刑法規范的刑法解釋爭議問題,提出的論證理由就可能給人感覺沒有法理、沒有邏輯、沒有說服力,就更談不上學術創新。一句話,沒有形成刑法知識體系(而存在太多刑法知識漏洞),就不可能真正準確理解刑法規定、闡釋刑法理性,更不可能有能力地進行刑法研究和學術創新。
  其二,刑法知識體系對于刑法學科的方法論價值。廣義的刑法知識體系包括了作為本體論和認識論的刑法學科知識體系、作為方法論的刑法學科知識體系,如前所述這些都是刑法學者的知識基礎和方法論前提。而在強調方法論知識覺醒的時代,更有必要突出刑法知識體系的方法論價值。刑法學科的理論研究,必須切實掌握體系化的刑法知識基礎與方法論基礎,方有條件進行真正的刑法學術研究,但這可能是部分刑法學者,尤其是初學者(如碩士生和博士生)在較長時間所忽視了的問題。但是這個問題十分重要,搞不好就無法在刑法學術研究中獲得成功。因此,刑法學知識體系問題的考察也有助于刑法學科自身的方法論完善。同時,刑法學科方法論完善,本身又有助于刑法知識體系的完善,尤其是刑法創新品格的提升,有助于啟發其他學科反思、完善其方法論,這就是刑法知識體系的方法論價值及其對于其他學科的借鑒啟發意義。當然,反過來也一樣,其他部門法知識體系的完善也具有對于刑法學科的知識論價值和方法論價值,刑法知識體系的方法論價值與其他部門法知識體系的方法論價值是相互借鑒啟發的關系??傮w上,目前我國刑法學界關于刑法知識體系問題的思考和研究還是比較深刻而豐富的,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我國刑法哲學、刑法政策學、刑法規范學(立法完善與司法解釋適用)等諸方面獲得全面知識增量 , 并為我國刑法立法和司法實踐提供了值得充分肯定的正能量,基本實現了刑法學科建設的理論自覺,是我國刑法學科成為一門較為成熟的部門法學的顯著標志。在相當意義上可以說,我國刑法學科建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是其他部分部門法學學科所無法比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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