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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析四項基本原則的形成到入憲

作者:2017-05-26 17:08文章來源:未知
  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為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1978 年12 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他指導下,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提法,確定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
  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的兩個講話,有著特別重要的歷史意義。一個是在1978 年12 月13 日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講話實際上是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另一個是1979 年3 月30 日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個講話確立了新時期的共同的政治底線。
  胡耀邦和胡喬木對四項基本原則形成的貢獻1982 年8 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出版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該書的出版說明寫道:“這些文獻,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運用和發展,是黨和國家各項工作蒸蒸日上的勝利紀錄,對新時期社會主義建設事業有巨大的指導意義。”時任中共中央主席的胡耀邦指出:“為了便利于查閱中央的方針、路線和政策的規定和闡述,為了便利于黨內同志考查中央一些主要負責同志的重要言論,我贊成編輯《三中全會以來》這部重要文獻的匯編集和選編集。”
  在這部歷史文獻匯編中,有三篇文獻與1979 年初的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有關。這三篇文章分別是:胡喬木的《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一些提法問題》(下稱“提法”)、胡耀邦的《理論工作務虛會引言》(下稱“引言”)和鄧小平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1979 年1 月18 日至4 月3 日,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舉行。會議第一階段由中央宣傳部(部長胡耀邦)和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胡喬木)主持,第二階段以中共中央名義召開。會議批評了“兩個凡是”和思想僵化現象,深入討論了一些重大理論問題。3 月30 日,受黨中央委托,鄧小平在會上發表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鄧小平的講話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人員的支持。胡耀邦在會議的結束語中稱贊小平同志的講話使得整個會議開得相當圓滿。
  為了開好會議,在會議正式開始之前,《提法》和《引言》就印發給了與會全體人員。之所以印發這兩篇文章,是有深刻的歷史背景的。
  當時華國鋒提出的實現全黨工作重點轉移,主要強調的是國內外形勢的需要,并沒有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三中全會之前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突破了原來的議題,把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把黨的工作重點進行實質性的轉移提到了議事日程。胡喬木的自身經歷、獨立思考和對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的思路的理解,使他在參加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就考慮如何從理論上說清為什么要停止“以階級斗爭為綱”。他在1978 年11 月12 日的小組會上引用了馬克思、列寧和毛澤東的話,說明“我們的一切革命斗爭,終極目的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然后圍繞這個話題作了長篇發言。這個發言在實質上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他的發言很快被簡報全文刊登,得到了大多數與會者的贊同。會后,胡耀邦感到胡喬木的這個發言很好,請他到中宣部再展開講一次。胡喬木作了準備,于1979 年1 月3 日到中宣部作了《提法》的講話。這次講話,胡喬木以很大的理論勇氣,對長期流行的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一些提法提出質疑,進行具體的歷史分析,予以否認,用著名紀實文學作家葉永烈的話來說,是“糾正沿襲多年‘左’的口號”(葉永烈:《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人民日報出版社 1993 第212 頁)。中宣部理論局將這次講話的主要部分加以整理,于1 月7 日完成整理稿,以《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一些提法問題》為題,作為內部文件,經胡耀邦批準,印發給1979 年1 月7 日召開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和稍后召開的理論務虛會。胡耀邦還在全國宣傳部長座談會(1 月7 日至11 日)說:“胡喬木同志在中宣部碰頭會上的講話,是個帶理論性的問題,先不在報刊上發表,向大家下點毛毛雨,透透氣。今年要解決一批理論問題,這是其中之一。”
  在1 月3 日的中宣部會議上,還有一項重要內容,就是傳達華國鋒在前一天的談話。1 月2 日華國鋒同新近在中央任職的胡耀邦(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宣部長)、胡喬木(新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姚依林(新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兼中央辦公廳主任)和馮文彬(新任中共中央辦公廳第一副主任)四人談當前形勢。在1 月3 日的中宣部會上,先由胡喬木傳達了這個談話精神,胡耀邦不時插話和補充。用胡耀邦的話說,華國鋒的談話,是中央主席要秘書長、副秘書長和中辦幫助政治局常委掌握動向,思考問題,提出問題。此次談話既肯定三中全會后的好形勢和思想的活躍,也指出好形勢下的另一面,包括社會上出現了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傾向。多種矛盾交織在一起,又處在大轉折時期,是很復雜的。全黨要從多方面做好工作,加以引導,使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向健康的道路上發展,避免出現1957年時的那種情況。
  胡喬木和胡耀邦傳達時所述說的情況的確如此。當時中國政治生活的主流是廣大干部群眾從過去一個時期內盛行的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精神枷鎖中解脫出來,思想空前活躍。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值得引起注意和警惕的現象。一種是堅持“左”傾錯誤的指責三中全會以來所實行的方針政策違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另一種是黨內和社會上極少數人利用黨進行撥亂反正的時機,曲解“解放思想”的口號,極端夸大黨所犯的錯誤,企圖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胡耀邦在《引言》中提出,要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普遍真理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偉大實踐密切結合起來,研究新問題,解決新問題,盡可能地使我們的思想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指導我們奪取新長征的勝利。強調要堅決捍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繼續警惕以“左”的或右的形式出現的錯誤傾向。
  在談到警惕右的時候,胡耀邦指出:“我們黨提倡的是人民民主,是民主集體主義,或民主集中主義,反對民主個人主義。有各種各樣的個人主義,這種個人主義是以講抽象的‘民主’為其主要特征。主要表現有四條:一,離開憲法的基本原則、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講民主自由。憲法的個別條文,不是不可以修改。但是,諸如我們的國家是共產黨領導、要搞社會主義、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等等,這些基本原則不能違背。這些人離開具體的歷史條件要民主,要自由,這就不對了。二、離開發展生產搞改善生活。三、離開人民的整體利益去搞個人利益。四、離開馬列主義的普遍原理搞思想解放。有這四條,能算馬列主義嗎?我看不能算。”
  胡德平在2011 年出版的《中國為什么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一書中,以胡耀邦的這個《引言》為例,認為胡耀邦是一直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書中寫道,胡耀邦一次就講了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三項,先后得到了李先念和鄧小平的稱贊,怎么能說耀邦同志是“背著中央,支持違反四項基本原則的所謂民主化運動,助長無政府主義”?
  與后來的四項基本原則對照,胡耀邦在這里沒有提到“堅持無產階級專政”。胡德平解釋道:“他(指胡耀邦)這次講了三項基本原則,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卻很少提,他講得更多的是‘民主’‘法制’或‘人民民主專政’。”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中指出:“(無產階級專政)的存在同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并不矛盾,它們的正確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礙而是保證社會主義國家的民主化。事實上,沒有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就不可能保衛從而也不可能建設社會主義。”
  在這里需要補充說明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和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是一回事。毛澤東在1949 年6 月30 日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科學地闡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內涵。至于為什么后來又改成了“人民民主專政”,鄧小平在1993 年9 月16 日解釋道:“當時我講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民民主專政,講人民民主專政,比較容易為人所接受。”
  因此,胡耀邦實際上已經把四項基本原則都提到了。在當時那樣思想高度活躍的情況下,胡耀邦保持了清醒的政治頭腦。胡耀邦在1985 年回顧道:“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確實出現了一股錯誤思潮,所以小平同志明確提出‘四個堅持’,指明了前進的總方向。這是非常重要的。”鄧小平受黨中央委托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理論務虛會開始以后,大家敞開思想,各抒己見,批評了“兩個凡是”和思想僵化現象,深入討論了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其中,胡耀邦歸納出來的八個問題和胡喬木提出的關于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若干重大理論問題,更是熱點中的熱點。這些討論也引起了來自“左”和右的攻擊。比如,在務虛會第二段開幕前,北京街頭就出現了來自“左”的大字報《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小字報《必須批判胡喬木、胡耀邦的修正主義》,要求把“二胡”撤職、法辦。
  不過,在當時的形勢下,更引起警惕的是來自右的干擾。盡管胡耀邦和胡喬木在1 月3 日的中宣部會議上傳達了華國鋒的談話精神,胡耀邦的《引言》也強調了三項原則,但在務虛會的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討論中,在對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評價上,少數人也有片面、偏頗以致錯誤的觀點,出現了懷疑以致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的錯誤傾向。對于當時社會上錯誤思想的泛濫的認識,也存在著思想上的搖擺以致右的偏差。
  理論務虛會在2 月16 日休會,準備3 月中旬繼續進行。但鑒于社會上出現錯誤思潮的不斷蔓延,北京“西單墻”性質發生根本變化,安定團結受到威脅這些新情況新問題,結果是直到3 月28 日才復會。
  鄧小平于1979 年1 月28 日至2 月5 日訪問美國。在當時國外盛傳中國共產黨開始搞“非毛化”的情況下,鄧小平在出訪前的1 月24 日會見美國客人時指出:“最近我們多次講,不論現在還是以后,毛澤東思想仍是我們的指導思想,我們有許多基本原則還是毛主席和周總理生前確定的。毛主席并不是沒有缺點、錯誤。如果要求任何一個偉大的人物沒有缺點和錯誤,這不是馬列主義,也不是毛澤東思想。有許多事情毛主席生前沒有條件提出來,我們現在提出來,這本身不是‘非毛化’,根據現實提出問題是完全應該的。我們現在還是按照毛主席、周總理畫的藍圖來建設我們的國家,來實行我們的對外政策。”在訪美期間,鄧小平直言不諱地告訴美國人,自己是“一個信仰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人”。
  訪美歸來后,部署完對越自衛反擊戰,鄧小平即把注意力轉到國內政治思想戰線上。他全面了解了社會上來自“左”和右的錯誤思潮的情況,特別注意到了來自右的思潮的強勢蔓延。當他看到理論務虛會簡報上那些五個“否定”(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否定毛澤東本人)的言論后,覺察到問題已經相當嚴重,感到很有必要擊退這種從右面來的錯誤思潮,好好講講必須堅持的基本原則,確立共同的政治底線。鄧小平決定親自到務虛會上發表講話,要胡喬木協助起草講話稿。
  1979 年3 月27 日,鄧小平就準備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稿問題,同胡耀邦、胡喬木等談話。針對黨內和社會上出現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指出“四個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現在該講了??要結合分析幾個非法組織的活動來講,講清楚什么是社會主義民主。
  結論是,不搞四個堅持行嗎?不嚴肅對待社會上的壞人行嗎?”“沒有黨中央、國務院,能解決全國性的問題嗎?”他還指出,“思想理論界應有一個主導思想。理論工作的主導思想、中心任務是要引導人們向前看。有那么一種傾向,就是迷戀于算舊賬。對三中全會的精神宣傳得少,還出現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提法,甚至是偏激的提法。這樣不好,不利于團結一致向前看,不利于調動人民的積極性,不利于一心一意奔向四個現代化。”
  1979 年3 月30 日,鄧小平受黨中央委托,在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長篇講話。講話在批評懷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左”的同時,著重揭露某些人借所謂“社會改革”的名義鼓吹資本主義的實質。講話還對“解放思想”的內涵作了科學界定:“解放思想,就是要運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講話鄭重表明,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改革開放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社會主義方向。
  英國著名研究鄧小平的學者理查德·伊文思在其經典名著《鄧小平傳》中指出:“(鄧小平的)這篇演說跟他在1956 年向八大所做的報告同樣重要,都可視為他個人的政治聲明,這篇演說補充了他在12 月工作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并且提出一些指導方針,而這些指導方針后來都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方針。這些方針集中體現了鄧小平思想的精華,因而非常值得我們進行探討。”(見該書第324-325 頁 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14)伊文思把鄧小平的這個講話視為前一年12 月13 日的講話的“補充”,并認為體現了“鄧小平思想的精華”,無疑是概括得相當到位的。鄧小平的講話得到了絕大多數與會人員的支持。例如習仲勛就指出:“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文件,是黨中央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給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提供的一個強大的武器。”
  在迅速展開全國性的宣傳學習活動后,四項基本原則不斷深入人心,對全國形勢的穩定,起到了立竿見影的效果。2015 年12 月出版的《胡耀邦(1915—1989)》(張黎群等主編 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寫道,這篇講話精神在全國貫徹后,“? .國家機關作出維護社會安定的規定,用法制手段堅決打擊煽動鬧事,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壞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社會秩序、生產秩序、工作秩序基本上穩定了。”
  “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雖然形勢基本穩定,但來自“左”和右、特別是右的暗流依然不止。黨對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進行了抵制和斗爭。其中最有影響的一個措施是1979 年12 月,北京市人民政府發出通告,宣布禁止在“西單墻”張貼大字報。這個“西單墻”,在1978年形成時曾經對天安門事件平反等起過好作用,但不久就變成了少數壞人用來進行非法宣傳和犯罪活動的陣地,公然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成了這里的常態,而且這種勢頭還在向其他城市蔓延。值得注意的是,參加這次理論務虛會的不少與會者看不到“西單墻”的性質起了根本變化,少數人甚至還高度評價,積極支持。
  為了強化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共同政治底線的權威性,將其規章化,法律化就提上了議事日程。1980 年2 月29 日,黨的第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下簡稱《準則》)。文件指出:“??要反對和批判否定社會主義道路,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否定黨的領導,否定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觀點和修正主義思潮。社會主義是中國走向繁榮富強的唯一正確的道路;無產階級專政是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勝利的保障;黨是領導全國人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核心力量;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指導我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理論基礎。在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斗爭中,必須始終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制定《準則》,胡耀邦功不可沒。據他的女兒滿妹回憶,時任中紀委第二書記的鄧穎超稱贊說:“這個12 條《準則》很好,是胡耀邦和中組部同志為我們全會做了一項很好的準備工作,是我們今后工作的有力武器。”(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北京出版社 2005 第454 頁)2014 年,中組部對以往的黨內規章做了清理,保留了今天依然適用的規章,其中最重要的就有《準則》。
  鑒于“文革”內亂造成嚴重后果的教訓,鄧小平第三次復出后就指出,要保證國家的長治久安,還是法治靠得住一些。早在1978 年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中,他就總結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針,這成為以后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基本要求。
  根據鄧小平的講話精神,在隨后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公報中提出,“從現在起,應當把立法工作擺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的重要議程上來”。
  《準則》確立了四項基本原則作為全黨的政治底線,下一步就是將四項基本原則法律化,正式成為全民的政治底線。這個過程,就是將黨的意志轉化為全民意志的過程。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四項基本原則入憲,成為了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的必然。1980 年8 月18 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指出:“中央將向五屆人大三次會議提出修改憲法的建議。”接著,鄧小平在1980年12 月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提出,對于四項基本原則,“要用適當的法律形式加以確定”。
  1980 年9 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接受中共中央建議,決定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委員會成員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還有不少民主黨派、社會團體主要負責人等,總共106 人;由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葉劍英任主任委員,宋慶齡、彭真任副主任委員。
  關于這次修憲,葉劍英特別強調:“一定要堅持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正確方法,采取多種形式發動人民群眾積極參加這項工作,在明年上半年公布修改憲法草案,交付全民討論。”修憲工作小組——憲法修改委員會秘書處也隨即成立。由胡喬木擔任秘書長,成員有來自各方面的專家學者。負責具體工作的彭真,經常與鄧小平商量如何修改憲法以及如何處理憲法起草中黨內外的不同意見。其中一個熱點問題就是怎樣以最佳的形式把四項基本原則寫入憲法。1981 年9 月1 日,彭真親率憲法工作班子到玉泉山修改憲法。他在憲法工作班子會議上說明修改憲法的四個原則:其中第一個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為了在憲法中突出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經過權衡,工作班子決定把四項基本原則寫進憲法精神集中體現的序言。彭真為寫好序言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中國憲法學泰斗許崇德后來是這樣回憶的,他說,1982 年5 月一個星期天的夜晚。當時參加起草的專家學者們大多回家了,只有許崇德和另一位同事還在玉泉山。深夜十一二點鐘的時候,許崇德接到彭真打來的電話,叫他們去商量憲法序言的底稿。“這已經是序言第十稿了,彭真在字斟句酌地修改。他讓我們看看,還問我們這樣提法好不好,征求我們的意見。我們表示贊同。我估計那天晚上,彭真一夜未眠。”
  1982 年12 月4 日,經過有幾億人參加的全民大討論的憲法由五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高票通過。四項基本原則也正式確立為全國人民的共同的政治底線。
  就像鄧小平在理論務虛會上的講話直到現在仍有人持有“異議”一樣,“八二憲法”中的四項基本原則直到現在也有人持有“異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某些法學家撰文稱,憲法的序言不具有法律效力。
  針對這種錯誤思潮,許崇德以自己淵博的憲法學知識,寫出了《憲政是法治國家應有之義》一文。他在文中毫不含糊地指出:“英、法、美等西方國家的憲法是資本主義憲法,所以這些國家的憲政是資本主義憲政。他們搞的是資產階級專政、‘三權分立’、議會制、多黨輪流執政等那一套??與之相對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是社會主義憲法,是黨的主張和人民意志的統一表現,因而我們的憲政是社會主義憲政,是在共產黨領導下人民當家作主的憲政。我們的憲政與西方資本主義的那一套毫不相干。”
  2015 年12 月4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發表了《學習憲法加強憲法實施》的文章。文章明確指出:“憲法序言是憲法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憲法精神的集中體現,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中國共產黨在國家的領導地位是憲法確認的。實踐證明,把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等四項基本原則用憲法確立下來是完全必要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我們的立國之本。‘四項基本原則’入憲,在法律實施上的意義在于: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誰反對黨的領導,誰就在違憲,這是嚴重的違法問題,而不僅僅是思想認識問題。”因此可以說,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歸源于把四項基本原則確立為全黨全國人民的共同的政治底線。正如鄧小平在1993 年9 月16 日指出的:“我們在改革開放初期就提出‘四個堅持’。沒有這‘四個堅持’,特別是黨的領導,什么事情也搞不好,會出問題。出問題就不是小問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越性在哪里?就在四個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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