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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制度和道德之間的關系探析

作者:2019-04-09 01:00文章來源:未知

  摘    要: 法治是中國既定的治國基本方略, 是中國近百年來順應世界潮流、向更高社會形態邁進的一種政治選擇。長期以來, 對于法治進程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學界習慣將其中的問題簡單歸咎于制度, 忽視了根源于人性的制度和道德之間的辯證關系。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 在市場經濟的高度物質化和商品化價值觀的沖擊下, 法治表現出制度和道德之間關系不平衡的狀況, 凸顯了以公正為底線的現代道德基礎的孱弱性。繼而, 作為制度和道德在司法職業語境下的具體化, 中國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徑就是建立保障司法機關依法履職的制度體系, 然而也表現出司法制度和司法職業道德之間關系的殊離。司法存在制度體系和職業道德兩個方面的問題, 兩者不可偏廢。司法職業道德能夠彌補司法制度的不足, 指導、評價和規制司法行為?;诖? 應當不要過度倚重制度, 在堅持司法制度和司法職業道德并重的前提下, 司法職業道德建設有望通過促成司法公正而成為司法改革和法治方略的先導工程。

  關鍵詞: 法治; 司法改革; 司法制度; 司法職業道德;

  Abstract: Rule of law is China's basic strategy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China's century-long political choice to conform to the world trend and to move to a more advanced social form. For a long time, scholars, in face of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the rule-of-law process, tend to attribute all problems to institutions and overlook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ethics, witch is rooted in humanity. Since the late 1970 s, under the impact of highly materialized market economy and commercialized values, rule of law in China has presented a state of imbalance between institution and ethics, revealing the fundamental frailty of modern professional ethics which is based on the baseline of fairness. As the embodiment of institution and ethics in the context of judicial profession, the basic approach of China's judicial reform was to build an institutional system that guarantees the judicial authorities to perform their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However, this reform still sepa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al system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are the two sides of justice and both cannot be neglected. Judicial professional ethics can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judicial institutions and can direct, evaluate, and regulate judicial acts. Therefore we must not over rely on institutions, instead, we must place equal emphasis on both institution and ethics. The construction of judicial professional ethics can promote judicial fairness and become a forerunning project of judicial reform and rule-of-law strategy.

  Keyword: rule of law; judicial reform; judicial absence; judicial professional ethics;

  2017年10月,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 “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 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 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提高全民族法治素養和道德素質”。自“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在1997年黨的十五大首次提出和1999年“入憲”以來, 報告再一次強調了“法治”目標的權威定論, 重申了司法改革是“依法治國”方略的必要內容。學界一般認為, 法治就是規則之治和良法之治, 與“人治”相對立。應當說, 法治方略是中國近百年來順應世界潮流、向更高社會形態邁進的一種政治選擇。特別是“文革”結束以后, 黨和國家自上而下地否定“文革”中的人治亂象而逐漸肯定和選擇法治。無論是官方文本、學界共識, 還是普通百姓的生活體認, 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成熟, 法治已經匯聚成一股強大的不可逆轉的力量?;仡櫄v史, 近代以降, 隨著西方列強侵略與“西學東漸”“中體西用”, 特別是清末變法修律, 盡管傳統道德體系依然在中國的廣袤大地上, 尤其是農村地區、社會底層頑強地維持著, 但傳統制度1體系幾乎完全斷裂。限于戰爭、動亂等影響, 相對完備的制度體系一度難以建立, 直至改革開放、國家政治生活正?;院? 制度建設重獲新生并突飛猛進, 形成了覆蓋所有社會生活領域的以憲法為基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體系。然而, 現實的發展似乎是從一個方向走向另一個方向——過度迷信、依賴制度理性 (制度體系漸趨完備) 而道德建設出現缺位。

司法制度和道德之間的關系探析

  中國是典型的外生性的法治后發國家。長期以來, 對于法治進程中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中國的法學界習慣于將所有的問題歸咎于體制, 這樣就可以為自己尋找到批判的靶子”。“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過程中, 有一種觀點認為, 將古今中外好的制度學習過來, 自然就實現了善治。這是一種片面的看法。”這種片面的看法曾經充斥著學界, 法治研究的視角比較單一。經驗表明, 制度始終存在正負兩面的功能。許多先進制度在引入中國之后, 在其正面功能尚未充分彰顯時, 其負面功能總是迅速暴露, 使得人們認識到制度并不能簡單地移植或嫁接。制度論者的思想淵源主要來自西方資產階級革命以來的哲學政治學主流傳統, 立足點是通過精巧的制度設計安排, 限制權力、平衡權力以保障人權。與之相應, (經濟) 學界往往認為, 制度對于現代化、經濟增長以及個人的社會選擇具有決定性意義。同時, 人們也普遍將腐敗、墮落、欺詐等等行徑歸咎于制度。然而, 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制度變遷理論”創立者道格拉斯·C·諾斯所指出的, 理性選擇理論不能有效地解釋那些在生活中同樣常見的、并非出于自身利益算計的人類行為;更何況, 人們變革制度的動力通常來自于人的道德、良知、信仰以及公正觀念等。從人性視角來看, 社會中的一切行為歸結于人性, 即個人的本性、目的和偏好, 是人的生命體中最穩定的、共同的東西且一般沒有個體差異。因此, 克服理性選擇理論的視野局限而重視道德變遷, 嘗試從制度和道德的辯證關系考察中國法治以及法治視域下的司法職業道德建設, 并尋求司法改革的突破口, 是符合人性的本源意義的。

  一、制度和道德之間關系的根由

  人類之于整個自然界的特殊性, 在于不僅具有獸性的一面, 也具有神性的一面。“善”體現著人的神性和公益性的一面, 不僅限于一般物質層面對人產生需要的價值, 而且更多指向精神價值層面, 涉及到個體和自我、個體和他人、個體和社會中展現出來的價值關系, 亦即人的社會性決定了每個人的生存和發展實際上是以其他人的生存和發展為前提的, 人類需要合作、互助和利他。“惡”也是人的本性, 體現著獸性和自利的一面, 這是由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資源的有限性 (儲藏或開發不足) 所決定的;人類社會的發展程度遠未達到能夠完全抑制、調諧人類的動物層級的本能沖動。自利是人類無可改變的天性, 能夠改變的僅僅是人們追求的方式和限度, 恩格斯就認為“人來源于動物界這一事實已經決定人永遠不能完全擺脫獸性, 所以問題永遠只能是在于擺脫得多些或少些”。繼而, 人性同其他動物本性相比, 存在著很大區別:一方面, 人的獸性或自利需求永遠是一個增量, 不斷產生、變化, 而其他動物的欲望或需求則是一個基本不變的常量;另一方面, 正如達爾文所說:“有些作者主張在人類和低于人類的動物之間的一切差異中, 道德觀念、即良心是最重要的;我完全同意這一判斷。”亦如在德國古典哲學創始人康德看來, 人是有理性和自由能力的唯一適用于道德律的存在;否則, 人類社會早已在“叢林法則”的非合作讓度的對抗中湮滅。為了獲取更安全、更舒適的生存環境, 提高生活質量, 人類社會的每個成員都應當對自己的自利本能加以約束, 按照社會公認的道德和制度行事。

  人性中的自私、貪婪等“原罪”基因與人性的惻隱、寬容等利他基因混合, 頗似硬幣固有的兩面, 表現出典型的二律背反效應。道德立基于人性中的善, 一般代表著社會的正面價值取向, 是關于善和惡、正義和非正義、公正和偏私等行為特質的判斷標準。同時, 道德是一種介乎憐憫和信仰之間的情感與心性, 更多地是從良知以及自我意識出發。西方理論界始終關注人性和道德的關系問題。例如, 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創始人亞當·斯密完美解析過的“不偏不倚的旁觀者”的思想實驗, 就是強調用合乎公正的同情心和慷慨來約束自利, 并召喚更多公共精神的行為準則。亞當·斯密的理論建構同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內我反省、慎思移情等思維模式, 強調“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等, 有異曲同工之妙。又如, 近代自由主義代表人物J·S·密爾的一段論述也甚為精彩:“假定每一階級的多數在他們之間的分歧中主要受他們的階級利益的支配, 在每一階級中就會有一個少數, 它的考慮服從于理性、正義和全體的福利;……一個有信仰的人和九十九個僅僅有利益的人是同等的社會力量。”[5]在中國儒家傳統文化里, 對“善”的追求也絲毫不遜色, “止于至善”被作為大學之道的最高境界和做人的最高道德追求??梢? 關于公平、正義的基本道德理念, 人類絕不陌生, 盡管詮釋的方式不同。無論中西方, 道德都能夠賦予社會生活以理想和崇高, 使人的存在和發展具有倫理意義與善的價值。

  在人類歷史上, 制度晚于道德而產生, 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制度立基于人性中的惡, 是一種人為的設計和選擇, 是指各種帶有懲罰措施且對人們的行為 (尤其是獸性和自利) 產生規范影響的規則, 必須要由一定的權力機構予以強力保障。從這個意義上說, 制度和道德的區分主要在于權力與非權力, 道德充其量只能算做一種軟權力規范。權衡二者, 關鍵是如何結合制度的他律與道德的自律, 以弘揚人性的善端, 抑制惡的無度。制度和道德的共同邏輯起點是普遍意義上的人性, 二者的目的、功能都在于增進社會的秩序。正因為人性是制度和道德的共同基礎, 所以任何輕視、忽略甚或剝離人性的方法終將是徒勞無益的。因此, 道德和制度同根同源, 內容上相互滲透, 功能上相互支撐;道德和制度應當是一種相互融合、作用的關系。這種關系具有三層涵義:其一, 道德的內在脆弱性需要外在的制度給予強化和補充;其二, 外在制度的有限性則需要內在道德的支撐和培源;其三, 兩者并重的前提下, 始終保持某些道德對制度的基礎性的優先地位。一個健康的社會, 應當是道德不斷批判制度、促使制度改進的社會, 而道德自身亦能在批判中升華。“倫理道德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僅能夠柔化制度建設的生硬感, 更給人們提供了崇高的價值追求, 使得人們的現實生活具有向上的目標和向善的動力。”對此, 美國當代著名法學家富勒從其新自然法學說出發, 堅持法律與道德的內在聯系, 認為法律一旦喪失了內在的道德性就不能成為法律。

  二、制度和道德之間關系的不平衡

  在現代社會, 法律是制度的高級形式, 是人類進入到一定階段的特有的文化現象。法律是這種文化現象的外顯部分, 而法律信仰則是其內隱部分, 是法律的形而上的內核規定性。正如盧梭所言, 最重要的“這種法律既不是銘刻在大理石上, 也不是銘刻在銅表上, 而是銘刻在公民們的內心里;它形成了國家的真正憲法;它每天都在獲得新的力量”。對于西方法治的歷史源流而言, 12世紀初葉的羅馬法復興運動以及其后的文藝復興運動、啟蒙運動等, 自始至終貫穿著一條主線, 那就是潛移默化地將法治內化為公眾的態度和情感, 使法治成為全體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事業。正是在這種精神氛圍中, 法律與人性達至了最大限度的融合和統一。在西方社會的法治進程中, 市場和宗教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一體雙翼的養成功能;其中, 宗教既有對人行“善”的道德引導, 又有對人作“惡”的懲罰威懾, 這種強烈而鮮明的神圣感召與罪惡排斥, 易使教徒形成穩定、嚴肅、認真的道德情感。質言之, 這種宗教和法律的天然聯系使得法律具有了某種道德的成分。而在中國, 作為傳統文化的主導, 儒家創始人孔子一開始就徑直越過宇宙本源而進入經驗世界, 討論君臣之道、人倫關系, 缺少形而上的思辨色彩——法治不可能具備相應的宗教資源, 即某種精神上的認同感和教化;與之相異, 西方文化則有著深刻的形而上傳統與終極關懷情結, 宗教就是這種終極關懷的最高形式。對于西方社會而言, 道德的優先性還根源于自然法傳統, 即將自然法理解為宇宙秩序中作為實在法基礎的關于理性、自由、正義的理念集合;自然法是檢驗實在法的內在尺度, 具有一種超越時空、超越種族、超越民族的價值和生命力。

  學界普遍認為, 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 最初維系社會的主要規則應該是道德規范。德國社會學家在研究啟蒙時期社會思潮時提出過“禮俗社會”的概念, 認為“禮俗社會”是自發性的、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非經濟決定的社會, 而與之對應的則是“法理社會”。中國是典型的禮俗社會, 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走出來。法治雖然已被確立成一種社會主導話語, 但離內化為社會治理方式和國人生活常態尚有一段距離。聚焦當代中國方興未艾的法治熱潮, 其中的動機較為復雜——有功利有信仰, 也摻雜著盲從和躁動, 并且伴隨著道德層面和情感層面的相對缺乏。改革開放引起的精神嬗變, 不亞于物質和制度層面的變動, 它彰顯了理性主義和科學精神, 喚醒了人們的主體意識, 也帶來了人文精神消淡等問題, 甚至道德被當作制度的對立物而被視為法治的阻礙因素。毋庸諱言, 在一個物質豐裕的時代, 判斷一個社會先進還是落后, 文明抑或野蠻, 不是唯“GDP主義”, 更要看社會的公正、友善和誠信。同理, 判斷一個社會的法治程度, 不但是看制度是否先進、完備, 更取決于社會道德狀況以及制度同道德之間合力的結果。申言之, 法治是由多數公眾的理性所支撐的, “法治是‘中人’之治, 它對社會秩序的維護和所體現的人文精神只是底線水平, 與和諧社會所要求的‘君子’道德水平和所體現的對人的終極關懷是有距離的”[8]。鑒于此, 制度的道德訴求始終是法治的核心問題之一;法律應體現道德的基本精神, 沒有道德基礎的法律, 人們無法認同和自覺遵守。

  道德和法律的產生, 根源于人性和社會生產、分配以及交換的需要;因此, 作為兩種不同的規范體系——道德和法律就存在相同的基礎。進而, 人類社會維系著某種秩序, 就需要某種同這種秩序相關的基本價值理念;公正就是這種基本理念的核心, 構成了道德底線與法律上限的重合。公正本身就是對人性善的一種張揚, 是在利益和交易基礎之上的權利與義務的統一, 處理的是陌生人社會里的公眾利益問題和普遍規則問題;換言之, 只有以人本取向作為制度設計的價值指南, 才能建立一種有序的社會交往結構, 減少交往行為中的不確定性、人際摩擦和程序損耗, 使各方利益根據合理公正的制度安排而得到適當滿足2??傊? 任何社會都需要一種最低限度的道德共識, 這種共識是能夠在邏輯上加以普遍化的基本道德;現代道德體系是以公正為中心的, 或言公正是這種普遍化、共識性的底線道德, 以之促使良好社會秩序的建立和運轉。歷史經驗證明, 改革以及某些新興社會力量的崛起, 都會導致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 而社會轉型期的制度不完善可能會催生利益分配的不公正與無序化。中國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 在市場經濟的高度物質化和商品化價值觀的沖擊下, 一些帶有唯利性的行徑顯露出來。“我們從‘擁有一種市場經濟’ (having a market economy) 最終滑入了‘一個市場社會’ (being a market society) 。”[9]一些制度、政策在事涉效率和公平3、分配與正義等兩難問題時, 沒有很好地考慮公共責任、職業道德、商業倫理, 從而產生了負外部性;特別是民生領域, 不斷挑戰著公眾的心理承受程度, 映射出制度和道德之間關系的不平衡。因此, 對于價值多元且“馬太效應”顯現的當代中國社會來說, 需要確立“公正”的直接指向“善”的法治目標與道德基礎, 彌合這種不平衡的關系, 以期達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消滅剝削, 消除兩極分化, 最終實現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 最大程度展現社會主義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性。

  三、司法制度和司法職業道德的殊離

  現代社會中, 個人必然以某種政治形式組成社會并參與其中。因此, 構建何種政治體制且立法、行政、司法等部門如何運作, 都應當指向一種根本性的價值原則, 即公正。公正是國家治理的底線, 蘊涵全體社會成員之間權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機會的均等、規則的公平與司法的公正。法治是人類迄今具有最大共識性的文明成果。從程序關系上講, 法治的基本外延包含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和全民守法。其中, 公正司法是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法諺云:司法是維護社會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線。司法通常指國家司法人員依照法定職權和法定程序, 運用法律處理案件的專門活動, 是人類用以定紛止爭、懲罰犯罪的手段?,F代司法的中立性、程序性和被動性, 決定了司法在很大程度上被視為社會公正的化身, 被賦予了對抗專制邪惡與行政威權的意義。易言之, 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 而且應該以司法這樣人們能夠看得見的方式實現。2013年7月, 最高人民法院周強院長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座談會上強調:“公正司法是法治中國建設的重要環節, 是中國夢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就政治常識而言, 司法制度應當是一國政權體系中最穩定的部分, 且極具當下中國特色的政治宣示意義與公眾心理的慰藉功能。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公民法治意識增強, 社會矛盾和糾紛的增多促使人們對司法抱有更加強烈的期待。與此同時, 為了應對和解決司法逐步暴露出來的問題, 司法改革自20世紀80年代應運而生;及至黨的十八大, 新一輪司法改革拉開序幕。應當說, 司法改革是一種政治選擇和政治平衡的藝術, 更是法治進程的一個重要風向標。

  司法是政治的一個部分、一個環節, 完全獨立于政治的司法是不存在的。司法和政治的關系構成現代國家政治生活的一個主題??疾飚敶袊叩年P系, 在社會治理過程中, 司法始終無法完全擺脫功利主義色彩去追求政績和效率;抑或, 當無法滿足外部權力擴張沖動時, 司法便可能會被棄置不用。特別是當法治同地方政治訴求發生沖突時, 司法往往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 這種境地來自人性的弱點, 在社會的整體公平度不夠、部分公眾心態浮躁的背景下, 更無形中拉大了部分法官、檢察官自身的道德缺陷與公眾情感的距離;另一方面, 制度體系的模糊性、滯后性以及欠完善性, 又給了一些法官、檢察官自由裁量之機??v使我們能抽象出一個理想的法官、檢察官形象并賦予這種形象一系列必備要件, 也無法回避人性的弱點與權力的誘惑。“司法腐敗作為實現法治的一大障礙, 往往被想當然地看作參與者缺乏專業知識訓練的結果, 是法官‘非專業化傾向嚴重’, 以致‘缺乏程序公正的理念’, 不懂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一虛構的因果關系及其知識與制度的背景, 導致把參與者的知識訓練等同于司法操作能力, 再等同于道德操守。如此推理, 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結論。”[10]從職業化的角度來說, 中國法官、檢察官的整體學歷層次和知識水平已經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秉公持正、崇尚法治的職業道德卻不是法袍、法槌等器物形式甚或林林總總的司法制度所能夠替代的。

  司法制度與司法職業道德的關系, 作為一個社會命題, 實際上就是制度同道德的關系在司法職業語境下的具體化。一直以來, 學界習慣將司法存在的主要問題視作司法機關未能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以及司法職業化程度不足, 司法改革的基本路徑就是建立保障司法機關依法履職的制度體系。這些制度大致有: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實行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責任制、設立巡回法庭、實行立案登記制、建立領導干部干預司法活動的責任追究制度等等。這類觀點認為司法公正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不再局限于具體制度的微觀改良, 尤其注重宏觀的國家權力配置的基礎性作用。本文認為, 中國法治進程中的制度和道德之間的不平衡關系, 突出表現為司法改革中的司法制度與司法職業道德沒有很好地相輔相成;司法存在的主要問題可以分為制度體系和職業道德兩個方面, 兩者并重, 不可偏廢。中國臺灣學者史尚寬指出:“雖有完美的保障審判獨立之制度, 有徹底的法學之研究, 然受外界之引誘, 物欲之蒙蔽, 舞文弄墨, 徇私枉法, 則反而其法學知識為其作奸犯科之工具。有如為虎附翼, 助紂為虐, 是以法學修養雖為切要, 而品格修養尤為重要。”[11]任何改革都應當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這里的“人”, 就是基本的人性。“徒法不足以自行”, 僅憑制度不可能完全克減人性的缺陷及其不確定性因素。從現階段的法治程度看來, 過度倚重司法一體化或曰垂直管理體制實則蘊藏著風險, 固化一種部門利益往往會引發以合法形式掩飾非法目的的“制度惰性”, 是值得商榷的。更何況, 新制度自身的完善需要時間和經驗的累積, 這種緣起自人性的“制度惰性”引發的轉型期漏洞, 為腐敗尋租和既得利益固化提供了空間, 必須用職業道德建設予以補強。

  四、司法職業道德建設

  中國的司法理論和實踐歷來強調司法機關的整體獨立性, 希望借此促成司法機關依法履職, 而對法官、檢察官個體與個體的職業道德狀況缺乏有力關注??梢? 有關司法改革的研究視角應當由集中于頂層設計以及高層注意力轉變為更多關注法官、檢察官個體。其實, 即便個體獨立也不必然引致司法權運行的合法、正當和廉潔, 相反, 在職業化程度和職業群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的情況下, 一味強調個體獨立反而容易誘發司法權的不合理運用。因為, 如何行使司法權應該是專業知識、經驗閱歷、利益考量以及修養自省等一系列制度因素和道德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加之, “我們以往對司法獨立的研究, 在很多程度上均是將其視為司法公正或法治的基礎價值來看待, 但必須注意的是, 司法獨立只是實現司法公正乃至法治的手段, 而非司法公正以及法治價值的完滿體現”[12]。司法公正是由諸多條件達成的, 一個基本前提是:法官、檢察官應當品行良好、學識淵博、有責任感——一定程度上要以司法的純凈為前提。法官、檢察官個體獨立的形塑必須根植于司法職業群體的職業道德, 其研習和適用法律的目的不僅僅在于救贖或者規制他人, 更應努力尋求自我內心的純化和自我欲望的誡免。

  公眾對司法裁判能否認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司法本身, 司法制度固然必要, 而內在的司法職業道德更為重要。過去我們一度過于倚重制度, 卻忽視了法官、檢察官的職業道德的培育。有學者根據司法機關居于主動地位或者被動地位, 將司法不公的原因劃分為下面幾類:“第一類, 因司法機關之外的權力干預造成的司法不公;第二類, 司法機關中大量存在的‘金錢案’‘人情案’‘關系案’;第三類, 由法官業務素質低造成的司法不公, ……在現階段, 至少是僅就數量而言, 第二、第三類原因造成的司法不公要比第一類嚴重得多。特別是對第二類情況, 群眾反映更為強烈。”[13]在職業分工日益精細化的現代, 囿于監督機制影響, 中國法官、檢察官的道德自律性有待進一步提升。遺憾的是, 迄今為止, 我們所開展的司法職業道德建設要么是一種單純的道德宣示, 要么僅僅訴諸一種工具性的精神規制, 而沒有真正看到司法職業道德對司法品格的生成意義。實踐中, 這種職業道德建設或者表現出虛無主義, 認為職業道德建設可有可無;或者表現出形式主義, 認為職業道德建設就是開開會、抄抄筆記;或者表現出實用主義, 認為職業道德建設會擠占業務工作的時間、精力;或者表現出教條主義, 認為職業道德建設就是思想政治灌輸, 空洞而乏味;或者表現出關門主義, 認為職業道德建設不需要學習域外經驗, 視野不夠開闊。

  司法改革的理想目標之一就是要將我們的法官、檢察官培育成為集職業道德和司法技藝于一身的現代法律人。自2002年國家統一司法考試制度 (現調整為“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制度”) 實施以來, 伴隨著司法改革和法學教育事業的發展, 司法職業化進程明顯提速, 并積累了一定經驗。司法職業群體準入機制的規范與整體素質的提高, 為深層次的司法職業道德建設夯實了基礎, 創造了條件。相對于其他制度性的改革措施來說, 司法職業道德建設在人力、物力等資源方面要求較低, 且已有成熟的國外立法例和實踐做法可資借鑒, 有利于保證司法改革的連續性。于此, 司法職業道德的功能主要體現為:彌補司法制度尤其是訴訟程序的空白, 指導、評價、規制司法行為;約束法官、檢察官的自由裁量權和業外活動。有學者評論到, “法律職業倫理可使法官特別是法官的道德與法律之間, 使程序與職業達到和諧, 使倫理與法理達成一致, 使二者共同對行為進行評價, 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14]。概而言之, 司法是有限度的, 中國司法改革的制度空間更是有限的, 法官、檢察官個體也有自己的偏好和利益。實踐中因社會變遷、決策理念或政績效應的驅動, 司法改革也會呈現出一些問題。這是必須要面對的現實, 要求我們應當選擇法治急需、成本較低且相對容易實施的改革方案。況且歷史地看, 職業道德相對于某些制度, 短期內顯然更適應國人的情感積淀和思維方式, 具有較高的認同度。法治視域下, 在堅持司法制度和司法職業道德并重的前提下, 司法職業道德建設能夠較好地勾連起這種雙軌制, 確證公正底線, 有望成為司法改革和法治方略的先導工程。

  五、結語

  學界一般認為, 中國的司法改革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末 (庭審方式改革) , 若以最高人民法院分別于1999年、2004年、2009年、2014年發布的四個五年改革綱要來界分,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新一輪司法改革應為第四輪。2014年6月中央審議通過的《關于司法體制改革試點若干問題的框架意見》確立了“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完善司法責任制、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推動法院檢察院省以下人財物統管”等四個基本改革方向。及至黨的十九大, 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啟動, 表明本輪司法改革已經階段性完成。應當看到,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亦不可能一勞永逸, 司法改革永遠在路上。任何改革都必須立基于人性, 本質上都是人的改革, 都是對人的利益的重新分配和整合。以法官、檢察官為司法改革的中心, 從改革的理想目標及長期愿景來看, 司法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 仍有待于不斷拓展和完善, 司法職業道德建設是司法改革亟待補強的應有之義。就政治常識而言, 司法應當是一國政權體系中最穩定的部分, 且極具當下中國特色的政治宣示意義與公眾心理的慰藉功能。至于如何在道德傳承與現代制度的博弈之間, 調諧出一種中國司法的基本面相和整體風格, 無論是學界還是實務界, 還需要進一步探討。司法, 要立足于通過職業道德的自治性內控功能, 展示公正、廉潔的外在形象, 不斷增強公眾對司法程序和裁判結果的信任和信心。當然, 片面倚賴道德教化不能解決人性的不確定性問題。因此, 應當健全職業道德建設的相關實施機制, 如考核獎懲制度、經費保障制度、監督機制等, 特別是要注重輿論監督。目前, 以網絡媒體為平臺的公眾輿論的介入和作用, 實現了網絡技術與民主監督的有機結合, 是揭露司法職業道德不端問題的重要助力。有關部門4應當積極加以引導和規范, 對網絡監督的形式與內容、權利與保障等方面及時作出規定, 實現網絡監督同現有體制內監督力量的有機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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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王淑榮.法官職業倫理的法治功能[J].社會科學戰線, 2011 (12) :182.

  注釋:

  1 道格拉斯·C·諾斯 (1920-2015) 是新制度經濟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將制度分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前者包括憲法、法律、稅收和市場規制等, 后者則包括習俗、道德、慣例和價值觀念等。按照諾斯的劃分方法, 本文中的制度僅指正式制度, 即國家依據一定的目的和程序創造的一系列正式規則。
  2 這也是美國當代著名倫理學家約翰·羅爾斯潛心研究社會公正問題后, 提出的“正義原則”所強調的“最少受惠者”立場及其對“最少數人”“最不利者”的偏愛, 亦即對個體生命和人權的尊重, 體現了在不平等社會狀況下尋求最大公正的道德理想與道德情懷。
  3 改革開放初期, 為了改變落后面貌以及打破絕對平均主義傳統, 提倡“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經濟社會發展策略是合理的。然而, 經過40年穩定增長, 中國已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社會財富急速累積而貧富差距擴大。此種現實背景下, 必須及時調整策略, 更加突出公平之于效率的基礎性的優先位序, 從而使改革發展的紅利更多惠及社會整體特別是社會中下階層群體, 增強不同地區、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社群之間關系的和諧度。
  4 如成立于2011年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 即肩負和履行網絡新聞業務的審批及日常監管、加強互聯網信息內容管理等重要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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