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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供給側改革背景下我國金融監管體制重構的思考——基于互聯網金融對傳統金融的沖擊分析

作者:2017-06-14 17:47文章來源:未知
  一、引言
  縱觀整個金融發展的歷程,卻也不難發現其中蘊藏的規律,而金融市場主體混業經營就是其中的顯著方向。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之前傳統的金融分業經營模式已經逐步被多品類、全方位的綜合性混業經營所取代,金融機構往往都是集基金、證券、保險等多種金融業態于一身。而反觀金融監管方面,“一行三會”卻依舊秉著“誰的孩子誰抱走”的管理原則, 因此也造成了新的金融模式下的監管空白,嚴重阻礙了金融市場綜合經營的良性發展。
  2015年國務院頒布了《關于積極發揮新消費引領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的指導意見》,其中就明確提出要著力打造集合多種金融產品服務業態為一體的、能夠適應時代發展的金融服務平臺。與此同時,中央決策層也意識到了金融監管改革勢在必行,習近平總書記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中明確提出“改革并完善適應現代金融市場發展的金融監管框架,實現金融風險監管全覆蓋”,這也成為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的信號,要對現行金融監管體制進行改革,金融混業監管的大時代即將到來, 而相比較于原先的分業監管,混業監管則更契合綜合性混業金融發展的時代特征和需求。
  隨著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混業經營已經成為中國金融市場不可回避的金融趨勢。目前中國金融市場實施金融機構經營許可證準入制度,即通常所說的“金融牌照”。我國當前共有銀行、券商、小額貸款、基金銷售等12類金融牌照, 其中最重要的七大類分別為銀行、證券、期貨、保險、信托、租賃和基金, 雖然獲得金融牌照需要經過嚴苛的考核篩選,但依舊有多個金融機構通過各種方式獲得了多張金融牌照,截止2015年,共有中信集團、平安集團、光大集團和明天控股四家金融大鱷集齊了七張金融牌照,持有六張牌照的則有方正集團、國家電網、華能集團和中航工業,而集齊五張、四張的第三梯隊數量則更為龐大。越來越多的金融機構正朝著綜合服務的方向邁進,這不僅是企業經營的必然方向,更是市場發展的大勢所趨,傳統的分業經營模式已經難以滿足當前消費者日益豐富的金融需求。隨著金融市場開放度的提升,傳統的金融機構也不再偏安于金融領域的一隅,紛紛將經營觸角延伸至更多的新興市場,而這也就成為了推動金融市場由分業經營轉向混業經營的最強推動力,同時這一市場發展的新動向也對金融監管提出了新的監管理念,即開放的、包容的混業監管理念,傳統的分業監管已經難以滿足當前混業經營的需求。
  二、文獻綜述
  (一) 國外文獻綜述
  金融混業的發展不僅在模糊金融機構的界限,也在模糊金融業務的界限,傳統的金融業務疆界正在消失,因此分業監管已經過時。在20世紀80年代混業監管在北歐國家出現,但這種結構性改革的真正催化劑和焦點是1997年英國金融服務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FSA) 的建立。到了2005年,世界上至少50 個國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混業監管體制或者設立一個全面負責所有金融部門監管的機構或者賦予某一特定機構監管兩個以上主要金融部門的權限。金融監管集中程度與制度環境良好程度成正比,與市場規模和中央銀行的參與程度成反比的可能性比較大[3]。
  混業經營是當前全球金融市場的發展特征,如何從分業監管順利地過渡到混業監管, 這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難題。Song Wei(2010)認為金融監管應當符合金融發展的需求, 面對中國當前的金融混業經營, 原本的監管體系必須要改變[4];Song Wei (2011) 同樣也認為由于金融混業經營的廣泛性與不確定性, 金融監管應當為其搭建動態化的監管平臺,通過多種渠道、角度,以應對混業經營不同金融業態整合的變化[5];Gao Ming等人(2011)則認為當前的金融混業經營是符合政治經濟學發展的理念的,而現行的監管體系卻嚴重阻礙了混業經營的發展, 因此金融監管體系也應當沿著政治經濟學的方向做出相應調整。西方發達國家相對于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的發展較早且較為成熟, 從金融監管上也是先行的。國外研究者的相關研究成果對于國內研究者的研究具有理論價值和借鑒意義。
  (二) 國內文獻綜述
  1.我國分業監管的缺陷
  目前中國“一行三會” 的分業監管存在“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 存在監管的空缺和不協調,內控機制不健全, 自律性監管不完善” 等方面的缺陷[7]。肖綠夢(2014) 意識到金融控股公司是當前眾多金融機構實現混業經營的手段渠道, 因此以金融控股公司為視角, 分析了當前的分業監管的不合適, 突出了中國金融監管改革的必然性和緊迫性[8]。陸岷峰(2016) 認為在互聯網金融背景下, 現行“一行三會” 的監管機制應該科學把握金融創新與金融監管之間的對立統一關系,如果對于新金融實施“一刀切” 的監管政策, 將會加劇我國金融市場排斥現象[9]。王旋(2016) 則認為當前的金融監管存在眾多問題, 其中監管模式尚不規范、機構間缺乏有機的協調、法律體系尚不完善是最為明顯的三大問題[10]。陸岷峰(2016) 指出, “十三五” 期間, 中國經濟與社會發展將會出現一系列新變化、新特征, 在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分業監管已經不符合我國金融市場發展現狀,
  金融機構的混業經營趨勢將倒閉金融監管從分業監管走向混業監管[11]。王瑾凡(2016) 同樣也認為中國的現行金融監管存在多種問題, 主要體現在現行的體系忽視了對系統性風險的監管、忽視了對于消費者的保護, 以及現行的體制抑制了金融創新[12]??梢?, 我國“一行三會” 的分業監管制度有待改進, 金融改革勢在必行。
  2.混業經營已成為世界金融市場的發展新趨向
  劉剛(2011) 認為在金融混業監管改革中,法律的跟進尤為重要, 中國必須以穩定性和連續性為原則, 推進監管法律改革的進程, 最終完成多元監管向一元監管的法律法規的平穩過渡[13]。
  王子立(2011) 將當前的金融監管模式共分為了三種, 分別是統一監管模式、分業監管模式以及不完全統一監管模式, 同時提出了中國在短期內應當大體維持當前金融監管的現狀, 加強“一行三會” 之間的協調, 而在遠期則應當完成統一監管模式的構建[14]。索紅(2012) 則從短期、中期和長期三個階段分別提出了金融監管改革的目標, 在短期內應當建立“一行三會” 之間實質性的合作安排, 而在中期應當成立國家金融監管委員會, 逐步整合各部分的監管職能, 而在長期則應當合并三大監管機構, 建立綜合性的監管組織結構[15]。郭亮(2013) 也意識到了混業經營的金融優勢, 通過混業經營, 中國的金融機構可以實現多元化業務下的風險分散和資源共享, 達到利潤多樣化, 而混業監管則可以對其進行無縫監督, 在監管內部直接化解有關風險[16]。哈斯(2014) 認為在金融監管改革過程中, 應當重視監管機構之間的信息共享機制, 同時也應當加強其與政府其他機構之間的相互協調。并且應當構建信息交流、資金流動和業務滲透這三重防火墻[17]。周皓(2014) 綜合了多國現行的金融監管結構, 總結出我國應當建立更高層面的金融穩定委員會, 加強宏觀審慎監管與監管協調合作,防范系統性風險[18]。
  新常態下, 經濟領域的深化改革必將全面推進, 其中, 金融監管模式的轉型是關鍵。監管方式上由分業監管轉向混業監管(李桂花, 2015)[19]。
  王晶(2015) 認為混業經營是世界金融發展的大勢所趨, 中國也應當順應這一發展潮流, 而對于監管體系, 則應當根據具體情況進行理性決定,既要實現混業監管, 又要構建與之相適應的具體制度[20]。喬軍(2016) 同樣也認為從分業到混業是中國金融業發展的必然要求, 而對于監管制度,中國應當采取漸進式的改革方式, 以合理安排、循序漸進為指導實現監管過渡, 與此同時, 相關的法律法規也應當跟進到位[21]。許閑(2016) 則認為在“十三五” 期間, 中國保險領域的金融監管改革應當注重從機構監管到功能監管的轉化[22]。
  陸岷峰(2016) 在對比了傳統商業銀行和現代網絡銀行的基礎上, 指出混業經營將是網絡銀行未來發展的戰略方向之一, 同時也是監管層對其進行有效監管的思路前提[23]。巴曙松等(2016) 則提出了金融結構決定金融監管的制度和結構的看法, 認為雖然中國目前是以銀行中介為主導的金融結構, 但是金融市場的作用和地位正在不斷上升, 混業發展的趨勢逐步加強, 現有的多頭分業監管模式正面臨挑戰[24]。白牧蓉(2016) 則從互聯網金融的角度, 提出了互聯網金融的發展推動了金融混業經營的進程, 而對于混業監管改革的制定, 也應當注重對會聯網金融規范化的監管[25]。
  呂慧(2016) 則從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方面, 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認為兩者之間完全獨立已經不再符合當前的經濟發展環境, 在新的監管體制中央行的監管地位將得到提升, 這也就預示著金融監管與貨幣政策之間能夠有機的協調統一[26]。
  3.西方發達國家監管經驗的借鑒
  對比當前世界各國的金融監管制度, 眾多西方發達國家依舊實現了由分業監管到混業監管的制度轉變, 其中的經驗和教訓值得學習借鑒。湯柳(2010) 則對德國的金融監管改革進行了分析,德國金融監管改革較早, 現行的體制也較為成熟,是典型的統一型監管制度, 但通過其他機構的有機補充, 保障了金融行業全新業態監管, 同時也形成了一套系統的危機處理機制[27]。宣文俊(2010) 則針對美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改革作了詳細的分析說明, 同時結合我國的發展情況, 提出了統一監管并非是金融監管改革唯一途徑, 多邊監管既能夠實現系統性的監督, 又能夠保證專業針對性[28]; 成學真等(2010) 綜合對比了中國與美國金融業經營與監管的情況, 在美國金融改革的基礎上對我國的改革路徑做出了規劃, 認為中國可以在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之上形成中國金融監管總局, 統一監管金融運行, 而央行則單獨設立, 綜合掌握貨幣政策[29]。黃志強(2012) 則對英國這一傳統金融強國在金融危機后的金融監管改革進行了說明, 并且詳細對比了改革前后監管體系的差異, 認為宏觀層面的金融監管與微觀層面的審慎監督相結合是英國金融改革最大的亮點[30]; 馬君潞等(2012) 重點關注美聯儲的權利變遷情況, 在新的監管體系下, 美聯儲的系統性監管功能得到釋放, 這也說明了宏觀審慎監管的重要性[31]; 吳利軍、方慶(2012) 通過對英美等國家金融監管體制的分析對比, 對統一監管、分業監管、不完全統一監管這三類監管制度進行了利弊分析, 并且以我國實際國情為出發點,給出了當前金融背景下我國金融監管制度的整改意見[32]。陶玲(2014) 認為全球金融危機重要的罪魁禍首就是金融監管體制, 監管體制難以適應金融行業的發展, 最終金融危機, 而應對金融危機, 調整金融監管體制勢在必行[33]。林采宜(2014) 綜合分析了美英德三國對于金融混業監管的改革, 將美國的改革總結為《多德-弗蘭克法案》, 將英國總結為徹底性的監管改革, 而將德國的改革總結為強化風險管理[34]。陸岷峰(2016)以歐美金融監管體制改革為范例分析了將互聯網金融納入到我國金融監管范圍的實現路徑[35]。陳少哲(2016) 則以英國的金融改革經驗為借鑒,提出由央行牽頭, 整合“一行三會” 的監管權力,逐步由功能監管過渡到目標監管[36]。雖然各國的國情各有差異, 但是這些成功的金融監管改革對中國后續的改革制定與實施的意義重大。
  三、國外金融監管改革路徑對比分析
  (一) 美國監管模式
  在2008 年次貸危機爆發前, 美國實施的是沿用多年的七個機構共同負責的金融監管模式, 其中美國聯邦儲備系統(FRS)、貨幣監理署(OCC)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 共鹺Q_]鷂同負責商業銀行的監管, 在信息報送、兼并收購、破產銀行的接管和行政救濟等方面, 三家機構共同負責, 但在其他的監管方面則具有較明確的分工,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主要負責對證券行業的監管, 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 對所有期貨交易機構和市場進行監管, 儲蓄監管局(OTS) 負責對儲蓄貸款協會和控股公司的監管, 而信用合作社的監管則由信用合作社管理局(NCUA) 負責。正是由于這種“碎片式” 的監管模式, 造成了機構協調困難, 最終導致監管重復或監管漏洞, 難以形成系統性的風險監管體系。經過金融危機的重創, 美國這種繁瑣的多邊金融監管體系一時間成為眾矢之的。奧巴馬政府痛定思痛, 決定對現行的金融監管體系進行徹底改革: 一是提升FRS 的地位, 將其打造成整個金融市場的風險監管者;
  二是為解決部門間協調不力的問題, 新設跨部門的金融服務監督委員會(FSOC); 三是強化對證券市場的監管, 擴大SEC 的監管權力; 四是撤銷OTS 和OCC, 并新設附屬于財政部和聯邦政府的金融監管機構———全國銀行監管署 (NBS), 負責對所有銀行業機構審慎監管; 五是新設消費者金融保護署(CFPA), 保護消費者和投資者權益不受侵害??v觀此次金融改革, 其中的變化顯而易見, 最明顯的就是將FRS 提升至至高無上的地位, 確保形成系統性的監管體系; 另外撤銷了部分重復性的金融監管機構, 進一步明確金融監管分工。除了這些變化之外, 還存在一些保留, 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多邊監管體制依舊沒有改變,由于根深蒂固的分權與制衡的意識, 沒有形成一家獨大的金融監管體系, 反而由原先的七家監管機構增加至八家; 但相比較而言, FRS 統領的金融監管體系更具有系統性和針對性, 更加符合美國金融市場混業經營的監管需求。
  雖然奧巴馬政府的金融改革沒有改變監管機構冗雜的局面, 但是其中依舊有值得借鑒之處。首先應當認清一家獨大的監管體系并非就是唯一的最優化選擇, 相比較于統一的監管模式, 多邊監管更能夠進行專業性的監管; 其次金融監管改革應當堅持視本國金融市場的實際情況而定, 在中國金融混業監管尚未完全定型之前切不可盲目的追求國際潮流實施統一監管; 最后, 應當強調金融監管機構的協調與整合, 即使是在當前分業監管的模式下, 依舊要堅持“一行三會” 之間的合作監督, 而不是僅僅采取“喊口號” 式的行動。
  (二) 英國監管模式
  英國作為老牌金融強國, 其金融市場從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的轉變, 是以1998 年為分水嶺的。1998 年以前英國基本上是分業監管體制, 英國原先的金融監管部門主要分為財政部、英格蘭銀行和金融服務局, 財政部主要負責金融監管法律框架的草擬制定; 英格蘭銀行行使央行的職權,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 以及維持金融發展的穩定;而金融服務局則是負責對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進行審慎監管(見圖1)。由于過度的強調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英國忽視了貨幣政策的制定與金融發展的穩定之間的相互作用; 同時由于分工不明確, 導致金融監管缺乏效率。
  1998 年以后英國慢慢步入統一監管和混業監管體制。經過金融危機的洗禮, 英國決定對原先的金融監管體系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將英格蘭銀行的權限放大, 賦予其監管職能, 同時為了更好的達到系統監管的效果, 在英格蘭銀行內部下設金融政策委員會(FPC), 主要負責宏觀層面的監管, 協助英格蘭銀行維持金融發展的穩定性;在FPC 下又新設審慎監管局(PRA), 負責對主要金融機構進行微觀層面的審慎監管; 另外設立單獨的機構———金融行為局 (FCA), 負責對不受PRA 監管的金融機構進行審慎監管, 并負責保護消費者權益, 而對于FCA, FPC 并不直接領導,僅給予建議和指導(見圖2)。2013 年4 月通過體制改革, 英格蘭銀行的監管地位得到提升, 同時PRA 作為下屬機構, 與英格蘭銀行之間的信息共享渠道更加順暢, 而FCA 作為監管補充, 確保了全行業全新業態的全方位監管, 這樣就形成了新的“雙峰監管” 體系, 該體系的正式運行有助于混業經營的長遠發展。
  英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拋棄了“三權分立”的傳統模式, 而新設的監管機制也并非是完全的統一型監管, 而是一種能夠適應當前金融創新的新生制度, 對中國的金融監管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 中國的金融改革也應當注重宏觀與微觀層面的監管相結合, 金融監管部門應當既具有宏觀領導作用, 又具有微觀針對作用; 其次, 中國的金融監管體系也應當注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可以加強對消費者的風險教育, 并且強調金融機構的信息透明化; 最后, FCA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質, 能夠對突發性、緊急性的金融事件采取相應的措施, 而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則缺乏相應的應急處理機制。
  (三) 德國監管模式
  2001 年1 月, 德國財政部長漢斯·艾歇爾宣布對德國金融監管進行全面改革, 建立一個統一的金融監管機構, 標志著德國金融監管體系從分業到混業監管變遷的開始。德國一直實行金融業混業經營的全能銀行制度, 這不同于同期在美、英、日等國實行的分業經營制度, 這些國家直到20 世紀80 年代在金融自由化浪潮沖擊下才實行混業經營。德國采取較為嚴格的金融監管措施,順應金融監管領域的變化實現從分業到混業監管的轉變, 使得德國全能銀行制度保持了相對平穩發展。這主要歸功于德國嚴格的法律環境和內控機制以及德國公民的守法意識是金融監管有效實施的重要保證。
  德國作為世界混業經營制度最為發達的國家之一, 其混業監管的機制也相對較為成熟。2002年前, 德國的金融監管體系是傳統的分業監管,與中國現行的“一行三會” 體制類似, 聯邦銀行監管局、聯邦保險監管局以及聯邦有價證券監管局分別對德國的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進行監管, 而德意志聯邦銀行則行使央行的權利, 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 同時也監管銀行業, 監測金融機構風險。隨著德國金融混業經營的不斷推進,金融監管制度也到了轉折點, 改革后的德國金融監管體系采取的是標準的統一型監管, 新設立的聯邦金融監管局, 全面負責德國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督管理; 與此同時, 為了確保貨幣政策的獨立性, 獨立的德意志聯邦銀行單獨負責貨幣政策的制定。德意志聯邦銀行與聯邦金融監管局之間并非是完全獨立的, 聯邦金融監管局利用德意志聯邦銀行在各地下屬分行的門點資源,定期收集相關的數據, 實現信息交流共享, 并且對銀行業務進行相應的監管, 同時兩者還積極開展共同的大型監管行動, 形成在獨立的基礎上統一的動態監管模式。
  德國的新型金融監管體系經過了多年的市場檢驗, 已經發展成為一套成熟的監管系統, 其中的可取之處自然眾多。第一, 金融監管局在成立之初就有財政部的代表進駐, 但是在重大事項的決策方面仍強調相對的獨立性; 第二, 金融監管局成立后德意志聯邦銀行依舊扮演著央行的角色,如此一來既保持了金融監管局的系統監管, 又兼顧了央行貨幣政策的專業性; 第三, 雖然金融監管局和德意志聯邦銀行的監管范圍劃分明確, 但是毫不影響兩者間的監管合作, 達到了減少監管重復和降低監管真空的目的。中國在實施金融監管改革的過程中, 未必要像德國一樣實施完全統一的金融監管, 但值得我國學習借鑒。
  四、模型推理
  (一) 假設條件
  (1) 分業監管的成本要比混業監管的成本高(x1>x2)。以金融消費者保護為例, 中國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保監會近兩年來已分別成立了四個職能相似的金融消費權益保護局, 其職責是從監管者角度保護消費者權利。由于“一行三會”分別設立機構, 協調成本高昂(焦瑾璞, 2013),在一個國家金融市場中, 只存在三種情形(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分業經營、混業監管) 和(混業經營、混業監管); 金融監管在分業監管下,監管成本為x1, 在混業監管下, 監管成本為x2;存在一個自主性監管收益為a (無論監管主體是分業監管還是混業監管均存在)。
  (2) 金融經營主體是理性的經濟人?,F實生活中, 信息是不可能完全與充分的。經營主體需要充分信息才能做出合理決策, 并要在各種可選方案中做出收益最大化的選擇。
  (3) 在分業監管下, 信息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分布不均勻; 在混業監管下, 信息在不同主體之間的分布相對均勻。
  (4) 監管主體監管越嚴導致經營者收益就越低, 這兩者之間的關系用表示。假定在(分業經營、分業監管)、(分業經營、混業監管) 和(混業經營、混業監管) 三種情形下c 保持不變。
  (5) 監管收益是金融經營者利用其對監管機構的信息優勢來實現營利的。監管收益的獲取來源于對監管制度的選擇, 通過降低監管成本從而獲取的。在同一條經營曲線之下L1或者經營曲線發生移動, 如果監管成本不同, 將會造成金融經營者的得益不同。在成本較高時, 經營者得益較少。也就是說, 在成本不同的情況下, 經營曲線發生變動, 金融經營者的得益也將隨之變化。
  (6) 在資本自由流動的大背景下, 金融經營者完全可以采取資本運動的方式。理性的金融經營者傾向于選擇監管成本較低的制度, 并且調整其經營活動。
  (二) 模型闡釋
  基于上述假設條件, 可以建立金融經營者的收益函數為y=a+cx (c<0,a<0), c 是金融監管邊際收益傾向(見圖3)。一般而言, 金融市場的監管和經營經歷了“混業—分業—混業” 的發展過程,20 世紀80 年代國際金融市場發展的趨勢, 基于金融市場經營混業化的要求, 以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的轉變這個過渡階段為研究區間。
  在分業監管下, 監管成本為x1, 對應的金融經營者的監管收益為y1, 即起初的(分業經營、分業監管) 模式; 因國內外金融市場混業經營發展的需要, 金融經營主體是理性的經濟人, 在監管主體默許的情況下, 必然選擇自己獲得收益更高的業務來做, 當經營主體從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的轉變實現時, 監管成本依然為x1, 經營曲線開始向右上方移動, 可以得到金融經營者的監管收益為y2, 即(混業經營、分業監管) 模式; 當金融監管主體完全允許混業經營時, 金融監管主體實行混業監管, 監管成本為x2, 這時沿著經營曲線向左移動, 這樣就可以實現金融經營主體的收益為y3, 即(混業經營、混業監管) 模式。由此可見, 金融監管演進經歷了“(分業經營、分業監管) 模式→ (混業經營、分業監管) 模式→(混業經營、混業監管) 模式”, 是實現金融混業經營倒逼金融混業監管的運動過程, 而且在(混業經營、混業監管) 情形下, 無論對于金融監管主體還是金融經營者而言, 是一種“雙贏” 策略。
  (三) 建立金融監管磋商會議制度
  目前我國金融監管者主要為“一行三會”, 證監會、銀監會和保監會分別對中國的證券業、銀行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督管理, 而中國人民銀行則主要負責監管銀行和制定貨幣政策, 四者之間運行相對獨立。1993 年國務院發布了《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 為金融分業監管提供了基礎性政策條件; 1998 年11 月, 國務院決定成立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 則標志著金融分業監管局面的正式形成。當前我國金融分業監管處于較為尷尬的境地, 一是混業經營已成為發展趨勢; 二是混業監管模式也并非一蹴而就。早在2005 年2月, 央行、銀監會和證監會共同制定的《商業銀行設立基金管理公司試點管理辦法》出臺, 開啟了金融監管部門合作運營的新紀元, 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之間的壁壘逐步被打破; 而2006 年新修訂的《證券法》中全面修改了金融混業經營的限制條款, 也為將來混業經營發展預留了制度接口。當前我國正處于金融監管制度更迭的關鍵性時期,推進金融監管改革需要循序漸進。
  在混業監管下, 中國的金融監管應建立一個定期召開的金融監管磋商會議制度。會議由國務院分管副總理主持, 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的領導人參加。成立由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任主任的金融監管委員會, 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三會” 轉變為綜合監管一部、二部以及三部, 并指定一個負責人參與金融監管委員會, 為具體金融監管問題進行討論和協商。金融監管磋商會議為決策層面; 金融監管委員會為中間層面, 金融監管一部、二部以及三部為執行層面,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金融監管組織構架。磋商會議制度有利于金融監管部門獲取更多的金融信息, 更早更好地預測金融風險, 金融監管組織構架(見圖4)。
  五、研究建議
  混業經營已經成為國內外金融市場發展的新需求, 而金融監管只有跟上金融發展的步伐, 才能夠為金融市場的新發展提供更完善的金融服務。因此, 在金融監管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下, 中國金融市場從分業監管向混業監管轉變是一種新趨勢。
  (一) 構建系統性金融監管體系
  面對當前混業經營的金融大趨勢, 金融監管體系改革已經箭在弦上。中國現行的“一行三會”監管體系存在一定的優勢, 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三者分別對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監管, 確保了金融監管的專業性和針對性, 同時央行承擔貨幣政策的制定, 確保了貨幣制度的獨立性。面對新的混業經營局面, 綜合考量當前的混業經營形勢和現行的金融監管制度, 在“一行三會” 的基礎上進行改革將會更加符合實情??梢员A?ldquo;一行三會” 的基本形態, 而中國人民銀行作為金融市場的最后一道防線, 應當提升其監管權限, 賦予其金融市場全新業態的監管權力, 維持整個金融市場的平穩運行, 由中國人民銀行成立金融監管委員會, 可以形成較完善的金融風險監測系統, 而銀監會、證監會和保監會, 則作為央行的下屬機構, 分別行使對于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的監管。此套改革方案的機構調整力度較小, 可以減少由此而引起的非正常金融市場波動, 同時既達到混業監管的目的, 也保留了原先監管體系的專業性和針對性, 并基于混業經營且增加其監管的功能。
  (二) 分層次推進混業監管改革
  金融監管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需要經過多重研討考核檢驗。因此, 金融監管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需要“從點到面、從發達地區到不發達地區”擴張式循序漸進地推進。首先可以選擇我國混業經營較為發達的地市進行試點改革, 比如選擇北上廣深, 在試點過程中進行動態實時結果反饋,對不合理之處及時討論修正, 試點結束回收試點報告, 統籌調整改革方案; 其次再將改革推廣至我國經濟較發達地區進行普遍試點, 比如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環渤海等, 同樣也需要根據試點反饋適當修改改革方案; 最后在將改革范圍擴大到全國。再者就時間而言, 由于金融監管對于金融市場的影響巨大, 因此監管改革需要給金融市場參與者一定的準備時間, 國家可以先行釋放出改革信號, 根據社會意見進行調整修改; 進而明確改革時點, 這樣既能讓金融市場做好改革的準備, 同時各級政府部門也可以深入了解金融改革內容, 為后來的金融改革實施做好工作。
  (三) 堅持以市場的運行為導向
  金融市場監管體系是為金融市場所服務的,金融監管改革應當以市場的發展作為整個金融改革的標桿。首先在改革方案的制定過程中,應當組織金融市場參與者包括經營者、消費者、市場管理者等共同參與探討, 使得整個金融改革方案“接地氣”; 其次在改革方案決策層, 應當設置一定比例的進行金融研究的專家和從事金融實踐的行家, 確保整個金融改革方案操作的可行性; 最后在整個金融改革方案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 應當堅持以市場為導向, 從金融市場運行作為金融改革的出發點, 這樣有利于激活金融市場的發展活力和發展動力, 滿足經濟轉型和產業升級的需求。
  (四) 形成綜合性風險控制體系
  金融市場變幻莫測, 監管體系通過規范金融機構的經營行為, 以達到穩定金融發展的目的。同樣, 消費者的金融行為也需要進行規范, 這也應當成為金融監管的一個方向。金融機構通過對消費者習慣性行為特征的分析, 研判消費者金融消費的誠信度, 但是這些習慣性行為特征的記錄往往都是“碎片式” 的存在。而金融監管改革需要將這些“金融碎片” 有機整合, 形成一張完整的記錄消費者信用行為的“信用簿”。監管部門應當搜集消費者在整個金融市場的金融行為記錄,并且建立社會信用統一評價平臺, 將信用記錄錄入系統, 形成個人信用電子檔案, 并制定統一的規范, 對消費者的信用情況進行合理評級, 以便于金融機構在進行金融授限時參考。這是社會征信評價體系建立的基礎性工作, 有利于真正形成“跨行業、全社會” 的信用評價機制。當金融市場進入混業經營的階段, 金融產品的多樣化也增加了金融機構對消費者資信評價的難度, 需要一套能夠全面評價消費者信用等級的體系, 以社會征信評價體系為基礎的綜合性風險控制體系的構建,則可以彌補這一市場空白, 不僅降低了金融機構的經營風險, 而且加快了誠信社會的建設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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